理论教育 周易意象悟道:释卦提升创新思维

周易意象悟道:释卦提升创新思维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形而上”和“形而下”,就思维方法说,前者表现为归纳而后者表现为演绎。其中体现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密切结合,正如“形而上”和“形而下”,相互匹配为一鸟两翼。看来,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在冲破神权束缚、促进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把“形而上”和“形而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在中国,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恰恰阉割了《周易》思维的精髓,造成“形而上”和“形而下”截然分隔,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相互脱节。

周易意象悟道:释卦提升创新思维

《周易》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关于“形”,古今学者提出的解释简直不可胜数,恰恰没有人注意到,《系辞上传》由此前所说的“乾坤”联系到其后阐述的“变通”,可以推知这里的“形”,其实是指卦爻之“形”,即“象形”。这一点,《系辞上传》第八章中的论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就可佐证。很明显,所谓“形”,是指象的形容(模拟)。同样地,《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说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其中的“形”,也是指据象形容而成器。“象形”是人们通过观察事物、总结归纳研析而成的意念的结晶,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包含着人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从而一方面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研究探索称为“道”的规律真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在此条件下进一步去演绎开发称为“器”的实用品物。

“象形”既是探道的基础,也是成器的前提。从现代科技的角度研析,这种具有古典色彩的“形”的本质,正是广泛应用于当今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过程中的数理模型,而对于“形”的驾驭则意味着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模拟技术。诚然,古代的卦爻不可能简单套用为现代的数理模型,但作为思想的“积木”,以它搭造出来的意念建筑却可能适应事物与时空的运动变迁,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睿思,启发创意

“形而上”和“形而下”,就思维方法说,前者表现为归纳而后者表现为演绎。这种归纳与演绎的对立统一,又显示出《周易》想象智慧所包容的辩证法。培育创新思维,强调发展“聚合型”思维,这就要求人们把握归纳法;培育创新思维,同时强调发展“发散型”思维,这就要求人们掌握演绎法;培育创新思维,尤其强调发展“逆向型”思维,这就要求掌握辩证法。而所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都必须建立在客观实在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益于创新。其根本要义就是务实求真。“象”植根于由“物”得来的“意”,虚中寓实。由此出发,“形而下”演绎延伸,推进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即系务实。相反,“形而上”归纳探究,推进理念创新、方法创新与科学创新,则为求真。(www.daowen.com)

在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的方法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培根提出了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新三段思想方法:一是观察、实验、经验、归纳、总结、分析;二是发现真理;三是验证真理。主张“学者与工匠结合”,“知识与力量统一”。受到马克思的充分赞赏与肯定,认为“英国的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法国人笛卡尔既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也是创新科学方法的思想家。他集中地提出了“发扬科学真理四原则”:(1)先有清晰明确的论断;(2)把问题分解为许多小问题,逐一研究解决办法;(3)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问题开始“爬梯子”,最后解决复杂困难问题,在纷乱事物中寻求存在的秩序;(4)作详尽普遍观察,不得遗漏。其中体现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密切结合,正如“形而上”和“形而下”,相互匹配为一鸟两翼。它启发了后世一大批科学家如牛顿、瓦特、富兰克林、巴斯德等走上了科技创新的成功之路。反观中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往往是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以前更是如此。这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在3—13世纪,中国保持一个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是,恰恰是在这片创造发明曾经硕果累累的东方大地上,近代科学却未能应运萌生,成为一个令人不解的“李约瑟难题”。其实,根据《周易》的想象智慧,这个“难题”是可能解开的。近代科学未能发端于中国,除了社会制度因素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把“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有机联系纽带截然地分割开来。《易》曰:“履霜,坚冰至。”这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一个从轻微到严重的发展过程。回顾历史可知,汉代以《周易》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几乎到了出神入化、无所不能的地步,从而物极必反,开始出现“道”与“器”的某种背离。魏晋以“玄”释《易》,孤立地突出了它的“形而上”层面,导致清议成风。北宋的张载作为儒家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借《易》说“气”,还有点唯物主义的味道。到了程颢程颐以至南宋朱熹,坚持“理在气先”,以唯心主义的态度轻“形下”而崇“形上”。但是,朱熹还讲“即物穷理”,尚未把“形而上”完全架空。而陆九渊的心学则更进一步,倡言“心即理也”。至明代的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专以致良知训学者”,按《明史·儒林传》所说:“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可见其影响之广。于是,“形上”高高在上,与“形下”严重脱节,学者与匠术无缘,读书与实践分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四大发明却正在欧洲使用推广;哥白尼正在观测天文,解剖人体;伽利略正在比萨斜塔上进行自由落体实验;牛顿则由苹果坠地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索万有引力。其后,瓦特利用潜热原理发明了高效能蒸汽机,由出身工人而戴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法国科学院院士等学术桂冠;爱迪生受《百科全书》电学知识的启蒙而踏上创新之路,于1882年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看来,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在冲破神权束缚、促进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把“形而上”(包括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形而下”(首先是科学实验活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在中国,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恰恰阉割了《周易》思维的精髓,造成“形而上”和“形而下”截然分隔,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相互脱节。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应忽视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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