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流溢于《周易》文辞中，更体现于卦爻图象中。王弼云：“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象是经文传言的源头，又是圣人立意的载体。因此，《周易》的智慧深藏象中，深藏于对象的探究求索，即研析思考过程中。这种以象为客体的研析思考，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想象。它常会孕育创意，萌生创新思维。如前所述，《周易》卦爻具有感知的二重性：既是有形的符号，又是无形的意蕴。作为前者反映到头脑里，人们主要运用形象思维或谓艺术思维；作为后者反映到头脑里，人们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或谓逻辑思维。科学已经验证，人的右半脑主导形象思维，左半脑主导抽象思维。两者如果同时协调运作，融会贯通，基于卦爻感知的二重性而产生大脑整体的综合反应，必将促进思维效能的优化与提高。因为系统的总体功能必然高于构成系统的各单元功能之和。《周易》的智慧想象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巧妙地融合起来，自然可能获得更高的思维效益，进入更佳的精神境界，甚至可能触发直觉，启引灵感。比如，莱布尼兹从卦爻生发图象中领悟到数学二进位制精义，为此后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奠定了数理基础。玻尔从阴阳交织的太极图中印证到并协性原理，高兴地把它设计为自己的荣誉徽章标志，随身佩戴。韩国的国旗，围绕太极圆图均匀对称地排列着乾坤坎离四个卦象，政府为之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蕴阐释，可谓文化意识与道德观念相映生辉。凡此等等，我们站在《周易》故国的大地上，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人文思想潮流，怎能因循守旧，无动于衷！事实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融合转化，正在形成时代的崇尚。美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新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提出了从推崇抽象思维的信息时代走向推崇形象思维的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的命题。现代知名作家丹尼尔·平克则通过《全新思维》一书指出：未来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思维——创造性思维，包括设身处地（共情）型思维、模式识别型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弗里德曼和平克都强调“双高”：高概念与高感触。通过对比，我们将惊奇地发现：所谓高概念，类似于《周易》卦象所蕴之意；所谓高感触，类似于卦象感知引发的直觉；所谓设身处地型思维，可以比喻为根据卦时爻位考虑事物情状；所谓模式识别型思维，可以比喻为通过卦象模拟类推群体；所谓追寻意义型思维，则可以联系到三国魏王弼倡言的“明彖”、“明象”，以至“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

说到底，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自然巧妙的融合，在闪耀着智慧之光的认识进程中开拓和生发人们的想象，是《周易》一书的根本特色。它和“一阴一阳之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万古长青的价值所在。《系辞上传》云：“《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里的“感”，正是人们运用《周易》智慧，融合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而展开的生动想象。按照程颐的说法：“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朱熹则认为：“《易》如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确实，掌握《周易》的“一阴一阳”之道，自然和谐地融合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我们甚至可能把智慧想象的触角探伸到当代科技的前沿研究领域，例如星系与黑洞之间、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关系、六十四个三联遗传密码的组织结构以及量子实验中的远距离“纠缠”现象等等。当今，许多知名科学家正在集中探研“万物终极理论”，希冀从数理上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中的弱力、强力、电磁力与引力四者统一起来。但至今仍然遭到一部分人的怀疑和反对：这有可能吗？而《周易》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大自然中运动变化的各种作用力是可以通过内在的联系而统一起来的。因为，“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诚然，《周易》所说的“天下之动”，既包含自然力，又包含社会力。同时，它还明确地宣示：所谓“万物终极”是不存在的。六十四卦以开天辟地的乾坤起始，最终一卦则意味深长地定名“未济”，清楚地告诫人们事物发展永无穷尽，实践与认识永无止境。(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