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常将《周易》哲理描述为“天人合一”。其实，《周易》并未提出“天人合一”，而是倡导“天人合德”，确切地说是“人合天德”，如《文言传》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因为天是不可能主动来合人德的。德者，良好品行也。人合天德就是要崇尚天地生养万物的好品行，并以自身的善良意愿与正确行为维护这种好格局、好环境，同时也维护人类自身的和谐稳定。如果天地不德，发生灾害，人不但不能与它合，而且要与它抗，与它斗。但“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内涵却很不明晰，它既可以具有唯物主义的解译，也可以导出唯心主义的阐释。天是什么？天有意志吗？天有情感吗？天无时无刻地始终主宰着人的命运吗？鲁迅先生写过一则“女娲补天”的故事，据说混沌初开之际，天陷西北，地倾东南，女娲采炼五色之石补上了天体出现的大窟窿。看来，这样的天，是自然的天，是构筑人类生存大环境的天。孔子在《论语》中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这样的天，初看是有点主宰意味的天，深入分析则是反映道义正气的天。而为汉武帝定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大儒董仲舒，则把“天人合一”发挥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他认为：“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原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山谷之象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简直把人类看成了天类。然而，根据《易传》的阐述，《周易》的天人哲学强调人与天之间的对立统一，所谓“天”，表现为自然与道义的有机结合。其基本点如下。

第一，以天为法，以人为本。

《周易·系辞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云：“盈天地之间唯万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倚天地之环境而持续繁衍生息，法乾坤之格局而调整社会关系。天人之间，天是客体，人是主体。天是自然的，人是主动的。天的运行是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人的活动则是物质与精神高度融合的生命进化。按照《周易》的论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应当效法天地，修身立本，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意味着具有预见性，不违反自然规律；后天，意味着讲求合理性，不背弃天时地利。《系辞传》还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明确指出，《周易》以天地为准绳。学习应用《周易》，就须遵循天地的准则、自然的规律，“开物成务”，经世立业。惟其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从根本上看，《周易》的趋吉避凶之道，绝不取决于天的神明恩赐，而恰恰取决于人的智慧德能。因此，《系辞传》毫不含糊地宣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周易》更提出“吉凶与民同患”，进而将天人合德从以人为本提到以民为本的高度。

第二，以变为常，以通为事。

自然的天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社会的人也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屡迁，就是经常变化。天时常变，人事常变；吉凶祸福，皆在变中。趋吉避凶，必当通变。《周易》认为，“通变之谓事”。欲成事业之功，当通变化之道。对此，《系辞传》说得非常明确：“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成事立业，必有举措。如何举措？通其变化而推诸行动。

通变，关键在“知几”。孔子为此惊叹：“知几其神乎！”“知几”，就是识得先机。《系辞传》云：“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它表明，“几”是事物运动变化即将进入新阶段时刚开始显露的些微苗头或迹象、趋势，据此可以预见到其后发展结果的吉凶祸福，从而及时有效地研究措施，采取行动。比如，人们发现气候逐渐变暖，察觉太空臭氧层受到二氧化碳的侵蚀破坏，势所必然地发起了全球性的环保大协同。至于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在突发之前，有识之士早已警惕地观测着它们将会出现的蛛丝马迹，以期防患于未然。对于构建一个文明昌盛、和谐稳定的现代社会说来，知几通变，适时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何等的紧迫与重要。日本明治维新时曾经提出不知《易》者不得进入内阁的动议，看来具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以生为宗，以和为归。(www.daowen.com)

《系辞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又云：“生生之谓易。”什么叫“生生”？晋代的韩康伯说：“阴阳转易，以成化生。”北宋的司马光说：“形性相续，变化无穷。”南宋的朱熹则解释为“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实际上，按《系辞传》自身的阐述，“生生”的完整表达应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生生”反映着事物运动变化永不穷尽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核心的主体是人。生生，首先是人的生命的化育、生成、生存、生长发展以至代代相继地进化生发。伴随着人的生生则是财富（物质与精神）的生生、事业的生生。生生的本质是生新，不断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让人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前进创造出新的价值、新的意义、新的境界与新的发展前景。

“生生”是《周易》的宗旨，《周易》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周易》的妙理精义所在。怎么将“生生”贯彻始终呢？《周易》以其独特的哲思归因于和。《彖传》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道即《象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道，它是“生生”的集中体现。由此而必须“保合大和”，才能“利贞”，即利正，利于“各正性命”，以顺应乾道变化，实现生生不息。“生生”要求“大和”。“生生”展示阴阳之变化，“大和”反映阴阳之平衡。程颐认为：“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朱熹进而指出：“大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冲”的实质是“中”，所以“大和”与“中和”在根本意义上是一致的。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精辟地阐明了和与生的有机联系：生以和存，和据生归。生是本体，和是功用；生是过程，和是状态；生有曲折，和有得失。在天人间求和，《周易》强调“顺天”，顺从自然规律。在社会中求和，《周易》强调“顺以则”（规范），“顺以巽”（谦让），“顺在位”（各方关系），达到近者亲比，远者呼应；上下互补，乘承适宜；谦和有节，损益得当。尤其推崇遵守礼仪，专设卦象名之谓“履”。《象传》云：“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系辞传》云：“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这同《论语》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看来一脉相承。只是在《周易》中，“和”被进一步提升到“生”的哲理高度，天地和谐，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生和谐，体现为“保合大和”的理想境界。而“万国咸宁”则构成了乾道大行的理想世界。

第四，天命可革，人性当修。

“天命”一词商周时即已出现。《尚书·商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诗·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天命被认为不容违犯的上天旨意。凡为帝王者必承天命。然而，《周易》却以朴素唯物主义的无畏精神宣扬：天命是可以“革”、可以改变的。《系辞传》高声赞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论夏桀或商纣，由于荒淫无度，恶贯满盈，其身为帝王的天命完全可以革掉。但必须指出，《周易》倡导“革”的是主宰世界的超自然的“天命”，不是代表道义或客观规律的“天命”。恰恰相反，它对后者作出了十分肯定而积极的评价，要求人们做到“天弗违”，“顺天时”。孔子还在《系辞传》中解释“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句话的意思，他说：“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就是说，人们履行诚信，思考顺从天理人情，崇尚贤德，所以，作为道义化身的天必将保佑帮助他们吉祥平安，排除各种不利的结局。

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宗祠里，命与性常常结为孪生兄弟。《中庸》云：“天命之谓性。”战国时代的告子说：“生之谓性。”汉董仲舒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唐孔颖达说：“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总之，命是天命，性是本性。人的本性如何？有的说善，有的说恶，有的说不善不恶。其实，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品质。“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不全面，“人之初，性本恶”的说法也不全面。正确的表述应为：“人之初，性本然。”既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一言以蔽之，人的本性在于满足其天生的、本然的要求，即维护生命及其延续发展，亦即《周易》所谓“生生”。“生生”表现为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同样，“命”与“性”也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按照《周易》的理念，天命可加以改变，人的本性也可加以改变，使之从“性本然”即本来如此向着社会期望的道德标准靠近。《彖传》说“各正性命”，意味着既要正天命，又要正人性。正天命，即合乎天道，合乎义理。正人性，即培养品德，改善素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说的就是行道、养德、修性，亦即安身、创业、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