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赫胥黎想见到一个内部和谐的大英帝国一样，严复想看到的是一个外部强大的大清帝国。可以说，他翻译所有的西方经典著作，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他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也是如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不惜改变原著的内容。

赫胥黎原著的书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成中文之后把书名改为《天演论》。当然，把evolution翻译成进化论、演化论或天演论，意思都差不多；关键是，“伦理学”跑哪里去了？过去有人“为尊者讳”（意思是避讳提起或刻意隐瞒自己所尊敬的人的一些过失或丑事），曾说严复只翻译了进化论部分，舍去了伦理学部分，因此将书名定为《天演论》。也就是说，《天演论》只节选了《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进化论部分。但这不是事实！

我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将《天演论》与赫胥黎的英文原著进行了逐字逐句地对照，发现《天演论》也包括了伦理学的内容。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在书名中故意略去“伦理学”呢？

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赫胥黎书中主要讨论了生物演化规律以及人类伦理的起源和演化，批判了把生物演化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去。相反，严复却追随斯宾塞，反对把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伦理分割开来，坚持认为人类社会跟生物界一样，都是按照进化论原则发展的。严复改变书名，正是要强调这一点。

一位专门研究达尔文学说的著名学者曾开玩笑说：达尔文学说像块豆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关键看厨师添加什么作料。虽说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比如，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就在这块豆腐里加进了一些作料，便搞出了优生学。斯宾塞则弄出来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年的英国殖民者用来为他们对外扩张找借口——优胜劣汰嘛，我吃掉你，活该！可是，当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中国，却出现了一位智者严复，用它来激励自己的民族要奋发图强、走富国强民之路。经过严复加入的作料之后，这块豆腐的味道变得又不一样啦！同样，严复通过在《天演论》中“添油加醋”，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由“西餐”完全变成了“中餐”。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严复加了些什么作料。

首先，严复在《天演论》中加入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演化规律照搬到人类社会的演化上，这跟赫胥黎的本意是完全相反的。

我在本书开头已经指出，虽然严复推崇达尔文和赫胥黎，但是他更崇拜斯宾塞。为了急于寻求解决当时中国日渐衰败的社会问题，严复求助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此，他竟然把赫胥黎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改成了宣扬斯宾塞的观点，企图起到刺激清廷推行变法维新的作用。

其次，严复在《天演论》中加进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把这一社会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在《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中，我提到过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理论曾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但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胥黎也只是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来说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然而，严复的用意跟达尔文与赫胥黎是截然不同的。

严复的用意是警示国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界与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再不猛醒、救亡图存的话，亡国灭种的日子就近在眼前了。

除了添加作料之外，严复还在“配菜”上花尽了心机：他在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三者之间，根据自己的需要，相当巧妙地进行取舍。当他在《天演论》中需要强调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时，他就大讲达尔文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演化规律。当他需要强调生物演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时，他就采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他试图把伦理观念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时，他就介绍赫胥黎的观点。

经过严复这样选材和“配菜”，再加上他用注释和按语的形式加入大量自己的观点，《天演论》就变成了一个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救亡宣言书三合一的混合体。(www.daowen.com)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天演论》书前的“译例言”（相当于译者序或前言）里，严复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这是100多年来每一个翻译工作者所努力达到的最高境界。“信”是指忠实于原文，“达”是指译文的文字通顺，“雅”当然是指译文的文笔优美。

根据我以上的介绍，乍看起来似乎严复本人连第一条“信”都远远没有达到。事实上，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原校长傅斯年就曾说过，假设赫胥黎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院起诉严复的。

然而，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呢！

我将《天演论》与赫胥黎原著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对照，发现严复真不愧为学贯中西的大师，他的英文造诣极高，中文就更了得啦！但凡他想忠实于原文的地方，他的翻译确实是达到了信、达、雅的境界。尤其是他的许多四字习语的运用，简直是出神入化。比如，把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连在一起，翻译为“物竞天择”；还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保种进化”等等，翻译得真棒。不可否认，《天演论》的风行跟严复优美的文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实，严复自己也坦白地承认，他的这种翻译方法不能叫“笔译”，而应该叫“达旨”（即传达了主要的意思）。我认为，《天演论》只能算是严复阅读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所做的读书笔记而已，严格说起来，连编译都算不上。因此，但凡不忠实原文的地方，并不是他没有弄懂，而是他故意为之。

傅斯年坚持认为，严复从来不曾对原作者负责任，只是对自己负责任而已。尽管傅斯年对严复译作的这一评价，基本上是话糙理不糙，但是，在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严复译作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算过分。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严复。

我们通常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在西方，人们总爱好奇地问：what...if（假如……又如何）？

对于严复擅改赫胥黎原著的批评，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但我也曾多次这样问过自己：假如严复当年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翻译赫胥黎原著的话，效果又会如何呢？我想，至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会大打折扣。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严复加进那样充满激情的文字，如果不加进他结合中国国情的讨论，就不可能出现《天演论》风靡中国几十年的现象。

这两句诗原是韩愈称赞李白和杜甫的名句。我在这里借用一下，来赞扬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以及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也可以改作：严赫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天演论》与《进化论与伦理学》这两本书虽然内容与观点大不相同，但却有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曾有过重要的历史意义，也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都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