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古印度转向古希腊，来观察一下西方哲学的兴起与发展。古希腊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等著名的哲学家，真可谓群星灿烂。有趣的是，这不仅跟中国诸子百家的产生很相像，而且在时代上也很相近。古希腊哲学家们在学术研究中所彰显的理性精神、宗教情怀与人文关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进程。因此，“言必称希腊”是指对古希腊乃至西方先进文化的推崇。古希腊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则是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跟老子是同时代的人，是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本书开头曾提到过他的最著名的论断：“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此，赫拉克利特又被苏格拉底称为“流动者”。赫拉克利特还是进化论的始祖，他认为万物都处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相信世界上有“普遍的理性（或法则）”指导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事物的运动变化有着自己的规律。

由于赫拉克利特学说体系博大、思想深邃，加上他的著作富含隐喻，晦涩难懂，人们称他为“晦涩的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还提出，宇宙间充满了对立和矛盾，他用弓弦与琴弦两种力相反相成、奏出美妙的乐声为例，指出对立面的相互转换。他还指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是事物本身存在的矛盾对立所引起的，对立面的斗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因此，他被列宁称作“辩证法的奠基人”。

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理论还指出，世间的事物都是相对的，不知道非正义的人们就不知道正义，不能理解恶也就不可能理解善。他强调正义和善是与幸福和快乐相连的，幸福并不只是感官的享乐，因为人不是猪和牛，不能仅满足于吃饱草料以及在污泥中取乐。幸福也不是占有财富和权力，而是获得智慧、求得真理、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用理性去制约感性欲望。因此，在他看来，道德是与求得幸福和快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赫拉克利特的上述道德观对古希腊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对斯多葛学派的影响。

我1986年访英时，曾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看到一处地方，有几个人散乱地站在那里自说自话、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每人面前只有稀稀拉拉、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像我这样的游人只是好奇地停下来看上几眼，然后便匆匆离去。陪同我的英国朋友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演讲者之角”，是留给人们自由谈论、发表政见的地方。据说这个传统是从古希腊沿袭下来的：古希腊雅典的廊苑（或圆柱大厅，希腊语叫“斯多葛”），曾是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芝诺最初讲学的地方，后来也是供人们聚会讨论学问的地方。因此，后人把芝诺所创立的学派称作斯多葛学派。

古希腊的哲人们，用市井楼台作为讲学论道的场所，在一起探讨宇宙法则、自然规律以及人生的意义，他们的哲学思想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不仅是西方文明而且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

斯多葛学派自称是赫拉克利特的门徒，他们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进化学说。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丢掉了赫拉克利特学说中的一些内容，而且也增添了一些原本没有的东西。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一首小诗《冰与火》里写道：“有人说世界要毁于火，有人说毁于冰。依我对欲望的体味，毁于火的说法更为我垂青。”

弗罗斯特这一观点，显然是受了赫拉克利特的影响。赫拉克利特学说认为，世间万物由火生成并且毁灭于火，变化不停的火热的能量，按照自然法则运行，不断地创造和毁灭世界，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在海边用沙土筑起城堡而后又夷平它一样。

斯多葛学派也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学说，然而，却给“变化不停的火热的能量”赋予了神的属性，因此出现了上帝这个主宰。请注意，这一点可是赫拉克利特从未说过的。这样一来，整个宇宙直至最微小的细节，都被设计成要用自然的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了。也就是说万物都有一个与人类相关的目的。这种目的论实际上是创世论，就像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嘲讽的，每种动物都是上帝为人类所创造的，有些动物可做我们的美餐，有些动物可以考验我们的勇气，甚至连臭虫都是有用的了，因为臭虫可以让我们在早晨醒来后立即起身，而不是赖在床上久久不起（否则会被臭虫叮咬）。

赫胥黎不赞成斯多葛学派创立的上帝主宰万物的观点，并且用一连串的反问予以反驳。

如果上帝主宰世界的话，那么，为什么世上还存在着邪恶？(www.daowen.com)

对此，斯多葛学派的门徒们诡辩说：首先，没有邪恶这东西；其次，如果有邪恶这东西，它也是与善必然相关的；再次，它或者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过错所造成的，或是由于我们为了利益而生出的。

最著名的是斯多葛学派的门徒克利西蒲斯对洪水的解释：尽管大自然的洪水给人类带来很多灾难，但“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没有水的话，人要渴死，万物要枯竭。同是这个克利西蒲斯，曾说过以下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

同样，斯多葛学派的另一门徒蒲柏也曾用诗句来回答类似的质疑：“一切自然都是艺术，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所有机会都是方向，你只是看不见而已；一切冲突都是和谐，你只是不理解而已……”凡是存在的都正确，上帝造物原本无错。

赫胥黎把这些视为只是一种廉价的雄辩术而已，他反问：如果“凡是存在的都正确”，那还有什么必要去试图纠正任何现存的东西呢？那就让我们干脆吃吃喝喝、无所作为吧，反正今天一切都正确，明天也是一样。

斯多葛学派认为，存在即合理、人类应该“顺应自然而生活”。那么，这似乎意味着宇宙过程是人类行为的榜样，人类不应该克服自身从自然界获得的野蛮本性（即“兽性”）。这样一来，伦理过程跟宇宙过程的对抗，似乎就消失了。

然而，我们不能够望文生义。事实上，按照斯多葛学派的语言，“Nature”——“自然”或“本性”这个词含有多重意义。它既有宇宙的本性，也有人的本性。在后一种意义中，还包括动物的本性——这是人与宇宙中有生命的生物所共有的“生物性”，是一种比较低等的本性。而构成人的主要本性是一种更高的、起着支配作用的能力——“德行”。如此看来，伦理过程跟宇宙过程的对抗依然存在。

“德行”支持了至善的理想，它要求人们相亲相爱、以德报怨、以善报恶，互相看作是一个伟大国家中的公民。因此，斯多葛学派有时把这种纯粹的理性（即德行）称为“政治性”，也就是社会性。

对于斯多葛学派伦理学体系的论述，我发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做的介绍似乎更容易理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罗素的评述。

按照斯多葛学说，万物都是宇宙（或“自然”）这个单一体系的组成部分；当个体的生命与“自然”相和谐的时候，那就是好的。一方面，因为每一生命个体都是自然规律所产生的，因此它必然与“自然”相和谐。另一方面，只有个体意志的方向与整个“自然”的目的一致时，这个生命个体才算是与“自然”相和谐。人的德行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意志。坏人虽然也不得不遵守上帝的法律，但却是不自愿的；用克雷安德的比喻来说，他们就像是被拴在车后面的一条狗，不得不跟着车子一起走。

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只有德行才是唯一的善，而德行取决于个人意志，因而，人生中一切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也就都取决于自己。一个人可以很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可以是有德的。暴君可以把他关在监狱里，但是他仍然可以矢志不渝地与“自然”相和谐而活下去。他可以被处死，但他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高贵地死去。别人只能夺去你的身外之物，而德行（即真正的善）的坚守则完全靠你自己。所以，每个人只有能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之中解脱出来，才能够有完全的自由。

在《西方哲学史》中，罗素对斯多葛学说也进行了不少嘲讽和调侃。

一方面，罗素质疑斯多葛学说关于“德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某种行善的手段”的观点。他问，如果德行只是目的而一事无成的话﹐那么人们怎么会对有德的生活充满热情呢？我们之所以赞美一个在瘟疫流行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去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是因为我们认为瘟疫是一种灾难或恶﹐需要减少其流行程度。然而，如果疾病并不是一种恶的话﹐那么医护人员便可以安逸地待在家里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看的话﹐那么结果又如何呢？按照斯多葛学说，现存的世界终将被火所毁灭﹐然后整个过程再重演一遍。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聊的事情吗？通常当我们看到某种东西令人痛苦不堪而难以忍受时﹐我们会希望这种东西将不再发生﹔但斯多葛学派却说﹐现在所发生的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出现。天哪﹐果真如此的话，恐怕连上帝也会因绝望而感到厌倦了吧？

另一方面，罗素讥讽斯多葛学说有一种酸葡萄的成分：我们不能有“福”，但是我们可以有“善”。因此，只要我们有善，就让我们假装对不幸无所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