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鹿和狼的赛跑，来描述自然界的生存斗争：狼要是追不上鹿的话，它可能面临饥饿甚至饿死；鹿要是跑不过狼的话，它就会丢掉小命。但是，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更多的是为了获取享受资源（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不仅仅是为了取得生存资料（基本温饱），这跟自然界的生存斗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按照赫胥黎的估算，在当时的英国总人口中，居于社会上层的竞争优胜者占不到2%，而处在社会底层的竞争失败者也不会超出5%。后一部分人整日在贫困线上挣扎，连温饱都很难得到保证，根本不可能像另外95%的人那样有闲心去关心选举或参政。显然，如果社会不能进步，不应该怪罪这部分人。

假设在1000只羊中挑出最差的50只，把它们放到贫瘠的土地上，等那些最弱的饿死之后，再把幸存的羊放回到原来的羊群中，按这个比喻，上面所讲的英国人中那5%的失败者，就像这些幸存的羊，其实既不是最弱者，也不是最劣者。

在获取享受资源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特质包括充沛的活力、勤勉敬业、机智顽强、具有团队精神等等。一般说来，在公正的社会竞争机制下，具有上述特质的人们便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他们也是组成当时英国社会的大部分人（总人口的95%）。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非爬到了最上层的那2%的“最适者”，而是中不溜的“适者”大众。他们的百分比应该是95%减去2%，相当于总人口的93%。显然，他们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那些“最适者”。(www.daowen.com)

与斯宾塞的观点针锋相对，赫胥黎在本节中，用生动的比喻，反驳了斯宾塞的“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令人信服地阐明：1.占英国总人口5%的社会底层的竞争失败者，并不全是最弱者和最劣者；2.占英国总人口93%的竞争胜利者，大部分也不是“最适者”。

因此，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不仅性质不同、途径不同，过程也不同，绝不能把生物演化规律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社会学领域中去。接下来，我们看看摆在我们人类面前的使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