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蜜蜂一出生，它的身份和工种就被预先确定了。此外，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它的形体器官结构也变得只适合于完成它的工种所从事的特定工作了。每个成员都根据它的本能尽职终身，蜂群社会内部不会产生对抗和斗争。而人类社会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没有谁规定以后我们只能干什么工作，不能说某个人只适合当官而另一个人只能做老百姓。由于人们一般都只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年轻的父母们说：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原因很简单，现代社会发展更快，竞争也更加激烈。科技的迅速发展，使职业的分工更细、更专门化，而不同职业之间的工作强度和报酬差别巨大。望子成龙的父母很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得到一份相对体面、轻松、高收入的工作，这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通常这类工作需要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家长从娃娃抓起，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努力学习，以便日后能考上名牌大学及好的专业，毕业后可望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赫胥黎说，尽管人们在智力水平、感情强烈与感觉灵敏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天赋的共同点，即他们都贪图享乐，并且总是先为自己打算，后为他人着想。人类从猿类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这种“自行其是”的自私倾向，是他们在长期严峻的生存斗争中取胜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如果由着它在人类社会内部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的话，也就会成为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必然因素。这真是：成也出自私心，败也出自私心。

小贴士：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丞相，韩信被刘邦封为大将军，是萧何推荐的；后来韩信被杀，也是萧何出的计谋。这个成语比喻事情的成功或失败都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因素）造成的。

东汉时有个大官叫第五伦，是当时人们公认的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有人曾好奇地问他：“您究竟有没有私心？”他笑了笑回答说：“有个朋友曾经要送我一匹好马，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是后来选拔干部时，我心里总是想着他，尽管我并没有推荐他。另外，我侄子生病时，我跑去看他很多次，可是回到家后，我晚上照样能安安稳稳地睡着觉。当我自己的儿子生病时，我虽然没去看他，可是却整夜睡不着觉。你说我有没有私心呢？”

由于人人都有私心，所以前面提到的母系氏族制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广泛和持久。

《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人在刚出生时，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差不多。后来每个人受到不同成长环境的影响，各自的习性自然也就会相差越来越大了。按照这种说法，人性中不善良与不美好的东西，是在后天成长过程中滋生出来的。可是，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却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即人性原本是凶恶的），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恶”。

赫胥黎和严复也都认为，在从兽类进化到人类的漫长进程中，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人类在同其他物种的生存竞争中取胜，并走到兴旺发达的今天，是由于人类特别适合于自我营生，而这当然是受到自私自利的驱动。原始人从兽类祖先那里继承了自私、贪生以及贪得无厌、追求享乐等天赋欲望。

这个问题在科学界也是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就是nature（先天遗传的天然人格）与nurture（后天培养的人为人格）之间的争论。总的说来，争论的结果现在是先天遗传论占上风，但后天环境影响的因素也很重要。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进程中，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天赋的求生欲望和贪图享乐的私欲，使得他们在与自然界以及其他物种的斗争中获得了成功。因此，从天然人格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彻底“无私”的。但是，人类虽然起源于动物，却又不同于其他动物物种，在过群居生活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是比较成功的社会性物种。这是因为人类具有独特的智慧和感情等人性亮点，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福祉，很多时候需要克制和战胜身上的原始私欲，限制和消除内部斗争，与社会其他成员达成合作，取得双赢。

前不久，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发布了一项长达75年持续进行的“人生全程心理健康研究”成果。他们对很多人从青少年时期一直追踪到老年，看什么东西真正能使人们保持幸福和健康。他们发现：是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

合群对人们的健康和幸福非常有益，而孤独却十分有害。研究表明，与家庭、朋友和周围人群相处密切、和谐的人，比那些不大合群的人活得更幸福，身体更健康，寿命更长。

既然限制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生存竞争，提高了整体对外竞争的效率，也提高了个人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那么自然选择便会保存合群的倾向。一个人要想被群体的其他成员接纳和善待，就不能过于“自行其是”，不能太自私，必须在乎群体的福利。人类对子女的宠爱以及对儿童的泛爱，闪烁着人为人格的光辉。

人类有较长的哺乳期以及漫长的幼童保育期，大大加强了亲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纽带，因此，人类的亲子互爱通常是很强烈的。鲁迅先生的一首小诗就形象地反映了这种现象：“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48岁时中年得子，对儿子非常宠爱，有人背后说闲话，他写了这首诗作答。意思是说，无情无义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英雄豪杰，疼爱儿子怎么就不是大丈夫了呢？连那树林中狂啸的老虎，都知道一步三回头地看着窝里的虎崽儿呢。

人们通常还会把这种爱子之心延伸到对儿童的泛爱。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我们看到在沉船之前，人们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逃生，就体现了这种爱心。(www.daowen.com)

除了对幼童的慈爱之心以外，人类还有许多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独特情感。比如，人对身边发生的事，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周围的其他人的喜怒哀乐，也不会无动于衷。人最善于模仿，从刻画各种物体的形态产生了绘画，从模拟他人的仪容心态发展出戏剧，通过模仿各种声音而产生的音乐，竟能表达人类最复杂、最隐秘、最深切的情感。

李商隐诗句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形象地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情愫互通。这种思想情感接近、彼此心意相通的现象，通常还表现在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同情心上。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还没有网络，连电视机也不普遍。那时收听收音机里的评书节目，是我小时候的娱乐方式之一。往往听到动情的地方，竟会感动得流泪。现在你们看电影、看电视，因为有画面和背景音乐，这类感情或许会更加强烈。赫胥黎说，同情心使我们亲切得出奇。这就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

其实，比这种纯粹反射的同情心（sympathy）更进一步的是，人类还常常能够“将心比心”（empathy）。

我们知道这句话出自《论语》，是孔夫子教导他的学生的话，意思是说，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显然，我们要想跟周围的人和睦相处，牢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英语中，这就叫empathy（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意思），是跟同情心（sympathy）有所区别的一个词。

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自然界遵循的是“大鱼吃小鱼”、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而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要自我约束，学会将心比心地换位思考。赫胥黎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尽管传说中有冷静、理智的古代贤人，他们会对舆论毫不在乎，对待敌意能泰然处之，但是，面对街头孩子的故意藐视心里却一点儿也不发火的贤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

《圣经》中说道，当埃及的哈曼将军进出宫门时，见到坐在王宫门口的犹太人摩的开对他非常傲慢无礼，既不给他行礼，也不站起来，心里非常窝火，恨不得要把摩的开送到绞刑架上绞死。

这同时也暴露了人性是多么懦弱啊。

赫胥黎还指出，只要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便会发现所谓“人言可畏”。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不太畏惧法律的约束，却很在乎同伴的舆论。比如，有时人们会说某人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指某人背着人们做了些不光彩的事，因此，事实上传统的荣誉感和羞耻心约束了一些违法或不道德的行为，这种约束力有时甚至比法令的约束力还强。

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曾描绘了“知耻”这一约束力在日本人身上的巨大作用，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正像赫胥黎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宁可忍受肉体上的极大痛苦坚强地活着，而羞耻心却会导致一些软弱的人自杀。

同样，明朝清官于谦曾写过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在诗中自比宁愿像石灰石那样被烧成石灰粉，也要立志做一个纯洁清白的人。

前面提到过，人类除了具有天然人格之外，还有一种后天建立起来的人为人格。亚当·斯密将它称作“良心”，严复称它为“天良”，它是保护社会健康肌体的看守人，负责约束自然人“自行其是”的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