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里的创世记中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把他们放到了伊甸园里，并告诉他们不可偷吃园子里一种树上的果子。可是，在一条毒蛇的诱惑下，夏娃不仅自己偷吃了那棵树上的禁果，而且还把果子拿给亚当吃了。上帝发现之后，一气之下把他们双双赶出了伊甸园。赫胥黎在上文曾把他设想的塔斯马尼亚“理想国”比喻成伊甸园，现在他借用这个典故说：这个伊甸园里也有蛇，并且是一种很阴险的动物。这条毒蛇就是人类自身强大的生殖本能。

人类跟其他生物一样，有着高速繁殖的倾向。在《物种起源》中，我们了解到：在自然状态下，动植物的高度繁殖，在惨烈的生存斗争中，被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严格地控制着。但是在那位行政长官英明领导下的塔斯马尼亚人间乐园里，由于政通人和，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人口的繁殖很快。此外，良好的医疗条件，使得新生儿成活率高、病人得到及时医治、老年人得以延年益寿，更加速了人口的增长。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这个塔斯马尼亚的伊甸园里就会变得人满为患。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18世纪提出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他认为，人口自然增长总是趋向于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因此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否则贫穷和战争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塔斯马尼亚的那个伊甸园里，这种现象注定也难以避免。殖民者一开始繁殖，不需多久就会引起对生活资料的竞争。这样就会使行政长官面临生存斗争在这个人为组织中死灰复燃的问题。当人口增长达到生活资料能够支持的极限时，该行政长官就要设法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了，否则已经被刻意消除的生存斗争又会卷土重来，人们安定团结、和平幸福的局面就会被打破。这该怎么办？

假如该行政长官单纯地从科学原则方面去考虑和应对这一难题的话，事情也许会相对简单一些。既然他已竭尽全力，再也无法增加生活资料的产出，那他只能像园丁或农夫那样，采取移植和间苗等办法，去系统地消除过剩者，以便应对这样的困境。可是，对于处理过剩人口来说，这些办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人类的道德伦理角度出发，他能够这样做并且行得通吗？

社会一旦政通人和、稳定繁荣，人民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人口一定会飞速增长、出现生育高峰，这便会触发新一轮的生存危机和生存斗争。由于残酷的自然选择在“理想国”中已被清除，要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只能进行人为的选择。无论让谁去执行这种选择，都像是要求此人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一样，不仅异常困难、痛苦，而且难以达到目的。

在园地或农田里，如果植株太密的话，园丁或农夫所能想到的办法，首先是设法把一些过密的植株移栽到植株相对比较稀疏的地方。但这种办法的效用是有限的。如果整个园地或整块农田的植株都已经过密了的话，那就只能把它们移栽到邻家的园地或农田里去。这就像英国的殖民者装上满满的一船人，运送到塔斯马尼亚去建立殖民地一样，必然要跟邻居（或他国）发生冲突和战争。这种嫁祸于人的办法，并不总能见效，而且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总是要坚持反抗的，直到最终把殖民者打败，赶走为止。

前面已经提到过农民伯伯为什么要在“烈日炎炎似火烧”的大热天里辛勤地除草、间苗。但是把这种办法运用到控制人口上，显然是惨无人道的。因此，赫胥黎在书中根本就没有讨论这一可能性。然而，就在他的这一著作发表不到半个世纪之后，这样的惨剧竟在当时的德国上演了。这就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清洗。在10多年里，纳粹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残疾人和政治犯，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黑暗、最耻辱的一页。(www.daowen.com)

上面两种方式都是在人满为患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亡羊补牢”（即羊逃走之后，才去修补羊圈）的补救办法。另一种办法是：在确保人民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先计算好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多少，来决定允许每户生儿育女的数字。中国从1971年开始，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于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200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这期间30多年中，从提倡到规定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中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度增长。瞧，你们（或你们的父母）当中一定有不少人是这一政策的产物——“独生子女”！

从2016年1月1日开始，中国全面实施每对夫妇可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据估算，过去的40年间，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虽然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国际上曾饱受争议甚至被批评指责，在国内也曾遭遇到种种阻力，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人类第一次理智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度增长，避免了马尔萨斯所指出的通过饥荒、瘟疫或战争解决人口过剩的方式。如果赫胥黎地下有知，他也会惊奇不已的。

中国式的计划生育举措，是赫胥黎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可是，十分有趣的是，严复老夫子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加进自己的想法时，却曾经提到过这种办法，但是在反复掂量之后，还是觉得不太可行。他的理由是：1.人口增长的幅度和数字极难统计和预算；2.即使用先进的数理统计方法能做出精确的统计和预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才能实施这一计划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严复又转回到斯宾塞的思路上，这恰恰是被赫胥黎所抨击的。

严复在人口问题上，当然还是相信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但是，为了避免“政治上不正确”，他羞羞答答地编了个“客说”的故事塞进了《天演论》，借用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议论者”的嘴说出来：有些事表面上看起来不人道，但是细想起来也许并非如此。比如，既然人口过多会引起竞争，并造成一部分人消亡，而死者又不全是坏人，那么为什么不先把坏人除去而把好人保留下来呢？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认清一件事的道理比较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就困难得多了。严复紧接着在本节末尾的按语中也坦率地承认：认识和理解这位“议论者”所说的道理很容易，但要是实行起来恐怕非常难。他举了个例子：瑞典政府曾经要求夫妻结婚前必须经过政府的体格审查和批准才行，但是实施起来根本就行不通。赫胥黎在下一节就专门讨论实行优生优育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