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严复是留洋的，没有得过举人、进士、状元一类的“功名”，因此回国后并未被朝廷重用。但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严复的成名不是来自他的功名和官衔，而是来自他所推行的新式教育以及所翻译的西方经典书籍。

严复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因而他积极从事教育事业。他187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先在福建船政学堂担任教习。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并推荐严复任总教习（教务长）；10年之后，严复升为总会办（校长）。以后又担任过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上海复旦公学校长。1912年，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严复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对严复的刺激很大。他觉得中国光有洋枪洋炮远远不够，更需要西方的先进思想。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读不懂洋文，他开始翻译西方学术经典名著。古代读书人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要建立功业、做道德典范、著书立说。严复就是通过他的译作来立言的，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清朝诗人龚自珍写过“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名句。“著书都为稻粱谋”，原本是讽刺没有骨气的文人为了升官发财，写歌功颂德、拍马屁的书；后来也有人用来形容靠写书或译书赚稿费养家糊口。严复译书的目的显然不是这些，因此，他也没有像林纾那样去翻译西方文学名著。(www.daowen.com)

严复是从救国救亡的理想出发，选择翻译了对当时开启民智最为重要的四个方面的书：1.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理念，如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2.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3.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4.科学的逻辑推理，如穆勒的《名学》（即《逻辑体系》）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天演论》。

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并不是简单地翻译，而是经常在译作中结合国情加入自己的观点，这样既传播了西学，又对国事进行对症下药的评论，很受读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