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麦茨理论与泛演示美学:重访第三空间

麦茨理论与泛演示美学:重访第三空间

时间:2023-11-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比较可靠的证据之一便是目前戏剧理论和影视理论对剧场意义和电影意义一种泛化理解的趋势。阿尔托、布莱希特强调观众的参与作用,与麦茨强调的电影的白日梦之生产和接受机制,电影的窥阴癖和恋物癖机制所建构的“观众信念的结构”之说法,产生了虽远隔时空,但在泛表演的层面,都指出观众内在消费结构或者认知、信念结构上的相似性,三者理论遥相呼应。

麦茨理论与泛演示美学:重访第三空间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代,戏剧影视的文本性形式和文学性母题(根系),包括题材、人物和意义领域的互文性以及用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的角度均具有可以产生混响的可读性,均使得戏剧和影视的文本分析可以共同采用一个文学的标准(如意识形态批评的视角)。在麦茨电影符号学对戏剧本体的触觉这个事件上,还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当今学术的跨学科交流日益频繁的语境里,戏剧电影美学(这种美学更多是演示性质的)完全可以勾画出具有诸多“交汇点”的前景,即通向泛演示(操演、表演)美学。其中,互动、互渗(衍生)、互文是这个美学体系中的关键词。

互动美学

在电影和戏剧共同具有的互动层面,电影符号学也给戏剧观演互动的未来设想带来了更多可能。在本质上,艺术是有关意义的生产,符号学以研究意义为己任。比如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符号”“对象(符号指出的直接意义)”“解释项(符号的引申意义)”,简而言之,任何符号表意的过程都产生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信息(文本意义)、接收者(解释意义)三者不同组合而产生的意义。在这个巨大的意义系统中,无论电影演示和戏剧演示,都会生三者之间交互、互动而衍生的诸多意义。从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到解释意义,由于观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认同不一样,导致某个电影和戏剧演示的结果完全不一样。这种现象,为构建以互动、衍生为核心的电影、戏剧(意义)美学提供了一种参照。比较可靠的证据之一便是目前戏剧理论和影视理论对剧场意义和电影意义一种泛化理解的趋势。[14]在这一点上,电影美学和戏剧美学是可以做到互动的。互动美学还得益于如下审美事实:

(1)克里斯蒂安·麦茨对电影第二符号学的贡献,特别在对电影能指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阐释,重在说明电影机制的特征,它的意义能指系统的解读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生产机器、消费机器和传播机器之间的综合,而且其内部的运作十分复杂和诡秘。麦茨认为,电影的机构(cinematic institution)取决于能指的大系统,这种大系统包括了镜头八大组合段的互相作用,以及其他与意义构建相关的元素和符号,产生丰富的意义。究其意义产生之源,即多个元素之间的综合、杂糅和互动。无独有偶,在德国后戏剧剧场研究者汉斯·雷曼的当代欧洲(以此为基点延伸至全世界)剧场研究中,其带有解构主义的方法论之一便是承认“剧场中所有的演出情境对于剧场艺术、对于其中每一个元素的意义和状态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15]之观点。

(2)麦茨电影窥淫癖和恋物癖的分析,与当今戏剧在突破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破除镜框式舞台,张扬圆形舞台和延伸式舞台、沉浸式舞台的趋势相一致,无论是纽约上海等城市上演的《不再睡眠》的沉浸戏剧,还是上海民间戏剧团体草台班演出的《杂草》,均让观众沉浸在剧场的演出空间中,观演空间已然超越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而是走向了混杂和“观众-演员不辨”的境界。这种现象也说明了当下电影和戏剧在接受美上学的重逢之趋势。

(3)演示的复杂性。当今的剧场审美和表演文化机制,早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关于舞台是“感性的夸张”的说法(即动作符号转换作为一种符号化手段,它是一种需要调动演员的身体姿势和表情的定型才可以达到的剧场审美之意),而过渡到了布莱希特、阿尔托的在场性(身体性、表演性、延异性)层面和更加前卫的(彼得·布鲁克、格洛托夫斯基、罗伯特·威尔森、理查德·谢克纳)后戏剧剧场层面。目前在学院派的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所秉承的训练方法既有糅合斯坦尼体系体验派和美国的方法派,又不否认注重身体能量的“表现派”或者自然主义方法,在表演潜能的开发上,既强调剧本的含义,又强调身体和个体在意义构建中的价值。凡此种种,都说明演示(performance)美学具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杂糅性张力

(4)“信念结构”的相似性,在观众的互动性和观看福利上,戏剧和电影也在互相模仿。再深入或者在当代众多的文本中寻找证据,则发现,当代电影和戏剧生产还存在一种从生产到接受机制的相似性,即生产的互文性和接受的互动、参与现象。当麦茨揭示电影的生产机器、消费机器和促销机器是互相作用的事实,在戏剧生产和接受的互动层面上,阿尔托早就强调戏剧的瘟疫功能:“鼓吹把戏剧作为一种治疗,提倡一种进行猛烈抨击的戏剧,这种戏剧运用具有戏剧魅力的各种古老艺术,以便将观众暴露在他自己的隐秘的罪恶、纠葛和仇恨面前,其目的是,按阿尔托的说法,洗刷观众的罪恶,这样就把戏剧有价值的生命力显示了出来。”[16]而布莱希特更加理性,在《戏剧小工具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戏剧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通过娱乐,使观众得到有益的教育。[17]这与电影产业的生产、消费和促销机器对观众精神“症候”(诸如欲望、裸露癖)的强调产生了共鸣和交响。阿尔托、布莱希特强调观众的参与作用,与麦茨强调的电影的白日梦之生产和接受机制,电影的窥阴癖和恋物癖机制所建构的“观众信念的结构”之说法,产生了虽远隔时空,但在泛表演的层面,都指出观众内在消费结构或者认知、信念结构上的相似性,三者理论遥相呼应。(www.daowen.com)

互渗美学

只要深入美学的层面,我们很容易发现戏剧的深层结构和电影具有相似性,这就产生了互渗美学。最近电影和戏剧的发展,又似乎在能指的层面达成一种久违的共鸣。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电影纷纷采用3D立体的制作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真人表演的美学逼近)。但是其呈现画面上的效果多以宽银幕(宽度和高度比高达2.35∶1)为主,以给人更多的哪怕是影像也是真实性和不可捉摸的复杂性体验又将电影拉回到了虚拟的世界。而最近戏剧的革新在关系上也大张旗鼓,都纷纷在笔者所谓的三者元素之互动潜力上下功夫。包括:对戏剧体制(如叙事剧替代传统代言剧)的革新,对舞台样式(废除镜框式采用圆形舞台、伸入式舞台和黑匣子)的延伸和观众的观看席位、空间(一些席位延伸至表演的区域)的拓展。戏剧能指跨越了观演之间的第四堵墙,进入了圆形剧场或者沉浸式表演时代,这样,依靠视听加上触觉、味觉的全方位,观众剧场体验成为可能。一些剧场甚至尝试沉浸式的戏剧制作方式,将戏剧制作成“戏剧的制作现场”或者“电影的制作现场”。从这一角度来看,沉浸式戏剧抵达了观众亲临现场的一种观演效果,一种关于表演通用美学现场。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层面,戏剧表演的能指系统扩展与电影的扩展呈现了一致性,即从文本延伸到了地理感、心理纵深感(恐惧与疯狂、白日梦)互动的境界。这种戏剧和电影理论的交汇现象,乃是源于当代的后现代戏剧文本、表演文本、电影文本都强调对意义生产复杂性和多元性的一种解构现象的重视,这种现象,也是对“符号-物”随着观看、媒介的不同随之产生文本之意义浮动、衍生的揭示。

互文美学

麦茨理论还对戏剧和影视美学的互文带来启示。戏剧和电影具有如下奇迹般的能指“混响”:在当代媒介丰盛的语境下,在戏剧和电影的生成上,改编、互文、文本征引、盗猎、挪用的策略、方法非常广泛,而且获得了广泛的流行。这些策略可以统称为“改编”,改编也是一种文本的表演。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本身就横跨戏剧和电影两大领域,作品既有戏剧剧本又有电影剧本,其戏剧和电影剧本的写作中一条贯通的手法就是“改编”,如电影剧本《安娜·卡列尼娜》从原著中汲取精华进行二度创作,又如戏剧剧本《乌托邦彼岸》《戏谑》均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攫取片段,加工后呈现为新的戏剧。而喜剧剧作《罗森克兰茨和吉尔德斯特思已经死亡》则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汲取灵感,化为我用,十分睿智。戏剧界评价其戏剧手法“具有魔术性”[18]。中国导演姜文从经典好莱坞叙事、默片、戏中戏结构诸多元素盗猎而生的《一步之遥》,虽被诟病较多,但其援引其他文本的策略(和有关桥段诸如王志文表演的对拙劣舞台戏剧的模仿和讽刺的桥段)却也被观众牢记;田沁鑫导演的《玫瑰与白玫瑰》从张爱玲小说中直接汲取主题和对话,生成了一台解构性的话剧;从李碧华小说《青蛇》中汲取灵感,生成了水上实景表演《青蛇》,而有趣的是,这个戏剧在乌镇演出时,观众是坐在一个特殊的剧场空间里的,舞台和观众席的分布是杂糅的,充满了被后殖民理论描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效果,使得演出的互动、参与效果更好;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奖电影《鸟人》从卡佛的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汲取片段和主题等等,这些均说明互文的写作和创作手法已蔚然成风。

这里我认为,戏剧和电影中几乎同时大量涌现的“互文”现象背后并不是影像、身体泛滥的“负面景观”支撑,而是影像、身体本身的民主性成分增加导致的景观。“互文”或者文本盗猎的哲学基础是与后现代解构思潮一致的。后现代的戏剧、电影导演、艺术家(包括表演、美术师、设计师)和理论家们热衷于互文和文本的广泛盗猎,其逻辑还可以在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获悉(这两本书都指出了后现代社会主体被压抑,艺术原创力萎缩的现状),也可以在汗牛充栋的传播、媒介学的发现中获得认同。因为后现代是一个取消单一叙事合法性的时代,它看似原创力衰竭,其实是缘于我们认知艺术的界限扩大和对众多历史文本的反抗这双重内心张力导致的暂时“原创力的休克”现象。如正是对《奥德赛》中英雄故事的反叛,乔伊斯才创作了以“反英雄”为替代的《尤利西斯》,正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经典的模仿,才有了当下不断翻新的影视、戏剧、歌剧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此,互文和文本盗猎背后的逻辑,是取消历史、中心、权威以及一蹴而就的时空压缩给人造成的创作和市场之间的新法则。这种新法则,又与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本书里揭示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具有“美感上的民本主义”[19]的洞见相对应。

总而言之,麦茨著作《想象的能指》通过颠覆第一电影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方法,援引拉康对主体与镜像之关系的探讨来阐释观众对电影的感知,这种将感知和信念结构纳入学术框架的行为本身(并扩展了电影美学中欲望、认同、现象的幻象性、精神结构等新名词和新议题),揭示了其他艺术如戏剧本体的张力,也为可能建构一种包揽戏剧和影视的演示(performance)美学提供了一种思路。在将来或许会来临的美学思潮中,互动、衍生、互渗、互文,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杂糅性张力将成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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