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瓦的小说《人总是要死的》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不死是难以忍受的。如果说死亡剥夺了人生的一切价值，那么，不死却剥夺了人生的一切魅力。

人，因它的短暂性而获得魅力。

关于死亡与短暂的哲学思考，应该说我早已有之。在我读大学时，我就开始抱这样的观点：死亡是催生艺术的母亲，是死亡将人类带到一个疯疯癫癫同时又绚烂无比的境地，如同面临一个永不能回避的深渊，人们在滑向它巨大的豁口之前，学会了舞蹈、写作、歌唱……一切都是为了让过程绚烂一些，让艺术的熏陶抵御死之恐惧。人类就是这样一次次出于惧怕死亡的动机，去接近死亡，表现死亡，却从来没有逃脱被死亡表现的境遇，从而一次次被死亡笼罩。远古的神话，暴露了祖先潜意识里对死亡的“服膺”，而艺术的永恒，说破了其实就是幻想一味长生不死药，医治无法超越时间的肉体。罗丹创造的雕塑《思想者》，描述的是人类一瞬的姿势，然而正是这短暂，却表达了无限的思索……所以说，罗丹及所有伟大的雕塑家都少不了对死亡（消亡）媚俗的弱点，从而让自己的作品具有时间上的跨度和张力，在那里暂且永恒。

我曾一度因这个发现而沾沾自喜，自以为掌握了死亡与艺术的永恒法则，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法国哲学家艾马纽埃尔的著作《上帝、死亡和时间》。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死亡对人的存在来说是一种威胁，在忧虑中它是任何情感的源泉。于是在强烈的共鸣中，我深感自己的浅薄，原来自己所谓的发现，早有人捷足先登。

艾马纽埃尔在其中的《从时间出发设想死亡》一章中对死亡刨根问底，揭示人不光有对死亡的逃避，更有迎接死亡的激动……于是乎，不死是难以忍受的这样的观点出现在同是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这似乎很合拍。然而这毕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剥离了哲学的外壳，“现世”生活中有多少人会因不死的难以忍受而去追逐死亡产生时的激情？以我的人生观，我一遍遍对自己说：这不大可能。

终于有一天在《译林》读到一篇美国作家的《陶醉于绝症之中》，这篇散文讲当医生告诉作者他患了前列腺癌，而他竟觉欣慰，甚至有点兴高采烈的感想（这几年读惯了国内散文界的矫情之作，突然在文字之林中邂逅一个渴望死亡的人，第一反应便是，必须对之引起警惕，以便鉴别它的真伪）。于是，我的嗅觉旅行也开始了。这位名叫埃那托利的作家娓娓道来：“顷刻之间，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危机感……我觉得时间拍了拍我的肩膀，最终定下了我确切的死期。”我几乎是被作者这种不容你否认的平静口气说服的，于是随着作者的事实逻辑，我被带入了这种面临死亡的独特心情——(www.daowen.com)

就我所知，这是个欲望问题，我浑身充满了欲望——生存的欲望，写作的欲望……随着这绝症的到来，我经常做的一个梦现在竟变成了现实。过去有好几次梦见自己犯了罪——或者可能只是被指控犯了罪，在审判时，我自己站了起来，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来为自己辩护……只是每次在宣判前就醒了。如今癌症正是我可能犯下、也可能没犯下罪行，而活着本身就是雄辩，幸存者强烈的求生欲望，正如那篇演说，成了我最好的辩护。

应该说，作者并不是类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者，从字里行间看出，他是一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乐观者。唯其如此，他的陶醉于死亡来临前夕的心情才是那么令人确信又扣人心弦。作者承认虽然这种自鸣得意只不过是某个阶段，某种意识的涌现，但他会“运用它”。为了让读者相信他的感受，他还费尽心思，寻找证据：“从根本上说，疾病是一出戏，人们既能忍受它，也能享受它，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浪漫主义者都这么喜欢疾病——病人把什么事情都看成隐喻。”

这才是这篇文章给我的最深启示。与其说“我”陶醉于癌症，还不如说“我”迷醉于死亡带来的生之刺激；与其说“我”不惧怕死亡，不如说“我”不怕死亡催生的生之火焰。死亡，成了隐喻的生成处，在隐喻的光环下，只有死亡前夕的生之欲望，而没有实质性的死来干涉。药物和想象，缺一不可。正像陶渊明在官场失意后悠然见到的南山，这南山对于赤裸的现实来讲也是隐喻，它让陶渊明见不到黑暗的真实而只见诗一般的虚幻意象。同样的道理，对于埃那托利，死亡让什么东西都以意象出现，以至于他说：“成了一条扔在一架大钢琴上的漂亮的佩兹利细毛被巾……”

于是再回到波伏瓦的小说《人总是要死的》，正是人必须面临死亡，才让人生因短暂而充满魅力。正因为死不可避免，人才学会了以生之绚烂遮住死亡之巨蟹。设想人类与大地一样活得长久，那么这个世界还会诞生艺术吗？早晨八点，还会有人按时上班吗？城市的街道还需要洒水车来回冲洗吗？另外，因长生不老之故，人类总是一味地获得时间，攫取财富，那么，在必要时，他们还会懂得付出吗？

不死，人类将变得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