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写作的纷繁复杂是和哲学的语言化转型、后现代审美潮流的影响并行不悖的，然而，这些纷繁复杂背后，除了一些微观的文字，大多诗歌理论家陷入了理论的迷茫和失语现象。一些诗歌理论对语言诗歌、各种新出现的诗歌修辞和结构（除了常见的对于十四行诗歌、亚历山大体、抑扬顿挫节奏、诗歌语音和语义、结构之间的多义性和悖谬性进行分析的文本之外）的审美区域的阐述困境鲜有论述，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言说畏惧。笔者认为，这些表面现象的存在，正是当代诗歌过犹不及，矫枉过正，没有强调基本的修辞所引起的。比如，并列和扭曲，就是现代派诗歌诞生以来的基本诗歌技巧，至今，鲜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的理论文字。

美国新批评重要理论家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1906—1994）在其《‹荒原›以来的诗》中，提出现代诗的一个基本技巧，即是“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把其间的互相关系留给读者的想象”。[2]也就是说，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是作为现代诗歌的基本技巧被确立的。

其实，“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之技巧为诗歌走向现代性的表象。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在分析西方骑士史诗《疯狂的奥兰多》的时候，认为作者阿里奥斯特的八行诗的秘密，在于他“采纳的多样化节奏、大量使用十九世纪批评家德·桑蒂斯所称的‘非必要的语言装饰品’和机敏地加插风趣的离题话。”[3]这里，“非必要的语言装饰品”和“离题话”在语言排列的意义上就是“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排列和组合。(www.daowen.com)

我认为，“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之所以是诗歌语言的现代技巧，乃是与诗歌在现代性阶段对于意义层面的构建息息相关。它表面上文字溢出线性描述、叙述的直接意思层，却在深层——通过语言的“声东击西”“错位”“无指涉”——抵达和触摸语言的抽象意义。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对诗歌的反理性做出了直观的解释，也等于提出了一个要求：文字成分（偏旁、文字、词句、段落）的组接，是不能依靠逻辑和理性的力量来完成的。史蒂文斯的《红蕨》，三个段落之间，两个相关，另一个毫不相关，这三个段落的组接，依靠一种情绪和感性的力量加以联系。这种组接，被史蒂文斯在《阿达吉亚》中断言为“诗歌应该几近成功地抵制理智”的通识。[4]

为了说明“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是一种诗歌的现代技巧，笔者选取国内外出现的优秀诗歌文本作为依据，来说明“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为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和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