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间戏剧的模式和特点

正因为三个世界划分本身的混沌性和含混性，我们才要借用爱德华·索佳所发明的“第三空间”这个词汇。借助这个词汇，也可以说，所有暂时处于动荡状态、转型状态的空间都可被归类为第三空间（取其隐喻之意）。第三空间的悲剧模式混沌而复杂，难以说清楚，只能揣摩到一条大致的线索。如美国的《阳光下的葡萄干》就是关于发达国家（第一世界）里的黑人社群（第三空间）的。这个第三空间的戏剧模式迥异于纯粹第一、二世界的戏剧模式。在这个戏剧题材中，我们看到，种族歧视和人为的人类等级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层”特征），是第三空间身体性悲剧或者集体性悲剧的源头。

正如前文所述，第三空间首先是一种脱域的空间。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用类似卡夫卡的例子说明了第三空间的写作存在卡夫卡式的写作，不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特征写作，也不属于其他特定社会。他从资本主义的纯粹写作中脱域出来，成为自己。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假设，第三空间的戏剧也是脱域于固有“物质—精神”“感性—理性”“好—坏”二元系统的一种戏剧。

第三空间戏剧拒绝二元对立。英国的剧作家汤姆·斯托帕来自第三世界，虽然他身居英国多年，但是他的作品依然保持了少数文学的特征。即高度政治化。类似波兰的切·米沃什流亡到美国以后创作的文学作品，依然是第三世界的症候和特征明显。即脱不开“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看第三世界，从文明看专制，从蓝色文明看待民族文化”的模式，形成了言必称“专制”的局面；问题是，这些游走在两个意识形态之间——具有深切体会的戏剧家，当他落笔的时候，虽有普世性的召唤，但也往往摆脱不了过去专制社会里带来的烙印，以及由于这些烙印导致的方法论上的居高临下和话语上的二元武断。一个例子是汤姆·斯托帕的《彼岸》（三部曲），主题对准了一个时代乌托邦幻灭的大悲剧再现，其实也是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乌托邦幻灭的哀歌。显得场面宏大、驳杂之余也有观念先行和以偏概全的缺陷，力图反映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之余，也落入二元对立的窠臼，导致了测不准和主题迷雾。另一个例子是东欧剧变之后的戏剧模式。几乎无可争议地，以社会的反思性题材为主，如《贝尔格莱特》（三部曲）就反思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性而言，也显出了一种非彼即此的二元模式在创作中的烙印。

这些事实表明，当今社会的敞开发展，需要一种第三空间的戏剧模式——在无法尘埃落定的政治局面下，需要一种为着这个不确定性（认识、话语、哲学、思维、语言）等方方面面的混沌特征栖居地场所；除了不确定这个特征之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第三空间的戏剧模式还容易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跨文化特征，它是过去落后社会和殖民经历的无意识再现。在表现手法上，第三空间的戏剧，往往表现主体的漂移、漂泊，没有对固定的、坚定的、游移的信念做出终极性价值判断的武断，虽有落入随遇而安、醉生梦死、看不见未来的虚无主义的可能，但却以拒绝僵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们暂时跳出“第三空间戏剧”的范畴，看当代社会万象中的“第三空间”，寻找戏剧性的因子。我们发现，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之后，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民族战争，以及打着人道和正义幌子的对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行，似乎还普遍存在。远的不说，近的卢旺达大屠杀就是一例，好莱坞有电影《卢旺达饭店》对此进行了形象再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是否是一次新世纪的借正义之名对无辜百姓行不义的非法入侵？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受到伤害的无辜平民来说，悲剧千真万确地发生了。在生命可以被掂量的肉体之丧失和精神之苦之间，架起了沉重的碉堡，让你无法挣脱这样被凌辱和剥夺的命运。在中东和非洲这些灾难密集区域，悲剧正在大规模拷贝。

仅仅举一个例子。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长期冲突，在本质上既具有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争斗这样的色彩（我个人的观点），也有两种宗教之间的龌龊和抵牾。因此，两个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物质基础截然不同的群落之间，进行了一场二战后遗症的拉锯战和长期性的阵痛，也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悲剧事件。在电影上、戏剧上，大量的进步作家的作品反映了这种人为的分裂。如在戏剧、影视题材上，我们看到了《安魂曲》《泡沫》等死亡和反战题材的悲剧，明显具有了第三空间的涵义，它不在非彼即此和二元对立之列。

第三空间的戏剧性能量的采得需要策略。从传播学或者“话语”的角度，第三世界由于政治上的相对劣势和一般而言经济上的薄弱，这些空间里发出戏剧能量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第三世界的戏剧完全可以凭借多元、跨文化、跨界等达到一种补偿。如地域上处于第三世界，但在戏剧题材和主题上，既可以抵达殖民、剥削、压迫的历史，也可以触摸当下；既可以选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戏剧作家之手的剧本，也可以选择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戏剧表演团体进行表演，达到空间的置换和边界的消弭。一个例子是南非的（South African State Theatre production）根据斯特林堡的戏剧《朱丽小姐》改编的、反映过去种族隔离时代的同名悲剧，就是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The Baxter Theatre Centre）上演，虽然表面上带有第二世界管窥第三世界（当下管窥过去，文明管窥落后）的那种视角和“话语”，但也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弘扬这样的特征。这个现象也说明，第三世界内部的戏剧力量——往往带有颠覆落后制度维度的那种能量——很难在自己的空间内部产生。需要借助第三空间的力量，这个第三空间的内在动力，既在自身，也在外部世界。可以兼容并蓄。这样，第三世界无法完成和实现的戏剧能量，可以借助第三空间的力量，来实现反屏蔽和反遮蔽。

网络时代：空间界线的消失(www.daowen.com)

前文所述，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计算机普及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和流行，在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交往媒介，也导致了第三空间的兴起。网络媒介的频繁壮大了第三空间戏剧的范畴，由于它拉平了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和物质-精神维度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肤色、宗教、等级、社群的分类，它也瓦解所谓的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朝向人类思想的多元、开放发展。

第三空间戏剧得益于媒介和网络的快捷和虚拟等特点。它的戏剧性维度和肌理，不同于《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那般集中在社会性的层面，更多的是个人性的物质和精神两极之外的那种性质，这个性质现在还来不及命名，但它被表现的疆域正在逐渐扩大。

网络，按照我的理解，甚至具有消解阶级、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固定设置的能量，它把人类的生存和艺术空间都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许多现象和景观，还来不及命名。

网络媒介的频繁化，将人们引向第三空间，具有令人兴奋的未来预见性；当然，也同时具有毁灭人性的危险。原因之一便是网络化时代携带虚拟性和数字性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人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提供史无前例的便利，也在扼杀人类的创造性；它提供虚拟的、色情的、泛滥的视觉堆积，也屏蔽了面对面交往的冲动。由于缺乏真诚的交往，当代的悲剧并没有在数量上下降。媒介导致的悲剧性冲突，在各个社会的层面，从政治到国家，从集体到社区，从街道到教堂……正在无限制蔓延，而且变得越来越频繁。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媒介重要性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量。

按照笔者的观点，第三空间的媒介戏剧消弭了国界。如《奥利安娜》（美国）、《摧毁》（英国）等传达出的一种媒介性悲剧：交往（媒介）悲剧。其中的《奥利安娜》的主题是尖锐的，指向人类那些自以为是的命名的谬误和偏差。如那些貌似深奥的学术词汇，浩渺如海的Term，如困惑我们的“性骚扰”“控告”等词汇。它揭示人类的交往困境，语言的媒介困境。在这些交往性悲剧里，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去了解对方，由于人类发明的语言和网络、数字本身已经远远涵盖不了人间的意义和行为。这个由人类主观性、文化强加于自己的符号，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已经出现了疲态。它不再万能，在中世纪或者现代时期可以制定法律、条约、编撰词典等功能，在网络时代，它的合法性再次遭到质问，而且总是在聒噪之后洋相百出。

还有一种戏剧方法上的第三空间，即戏剧形构的并置特征和营销的无国界特征。前者，可以从张广天“盈满”的戏剧实验中获得对于当今戏剧潮流反叙述的一鳞半爪的理解；后者，如美国的百老汇、中国上海的戏剧大道、德国柏林的戏剧剧院营销均采用的戏剧俱乐部式的操作。中国的戏逍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会员制与德国的观剧俱乐部相仿。而且，它们有一点十分相似，即观剧俱乐部一般都是独立的非赢利性机构，它们最经常的工作是买票、分票，为每个成员选择合适的日期和座位。除此之外，他们还编辑分发免费的戏剧文化杂志，组织成员参观剧场、排练、与戏剧家讨论等活动，帮助剧院进行民意调查，帮助政府进行文化政策方面的咨询。这样的趋势，也说明，第三空间戏剧在逐渐壮大。

可见，第三空间的戏剧不仅存在，且在蓬勃发展。它超越物质和精神以及第一、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二元，也超越地理和国界的樊篱。它的当代意义巨大：由于人类太注重二元对立、身份认同、辩证逻辑，导致在21世纪生存困境的实质，不仅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也被泛滥、错位的语言劫持；不仅被逻各斯语言困惑，也被所有与人类、动物交往、有机物、无机物之间的能量转换和宇宙交往的媒介深深困扰。所以，当今的社会需要扩大第三空间的戏剧疆域。在第三空间戏剧的维度里，所有在堂皇的社会表象之下那些借着集体之名、热爱之名、宗教之名、亲情之名所行的不义，均需要反思和“重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