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重访第三空间:与地理相关的行吟

重访第三空间:与地理相关的行吟

时间:2023-11-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它应该是一种写作的参照,是肉体的游历,是发现的一个突破口,是真切的触觉体验的场所,是我们称为“行吟”的依据。王家新的诗歌是当代行吟诗歌的代表,具有一种大光明和大乡愁的结合以及人格和身份割裂的光辉与黑暗。在对王家新诗歌美学的探讨中,当代行吟诗人品质也浮现出来,那就是:在流浪中抵达,在自我放逐中获得真理,并触及诗歌的本质。

重访第三空间:与地理相关的行吟

地理并不是诗人的灵魂坐标。它应该是一种写作的参照,是肉体的游历,是发现的一个突破口,是真切的触觉体验的场所,是我们称为“行吟”的依据。

举目数千年汉语诗歌,从《诗经》开始,中国诗人意气风发的博大情怀就和命里注定的坎坷遭遇与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紧紧相关,也当然要在流浪中与中国的地理发生直接的摩擦!李白杜甫唐朝诗歌的两个坐标——其本质都是流浪诗人——印证了上述言论。虽然他们疼痛和飞翔的方式不一,命运的肌理不一,但他们诗如其人的率真耿直,胸襟开阔的吟唱格调却大抵相当,呈现着流浪中诗情与泱泱大国的风土山川紧密关联的品性。

我力图梳理有地理背景的诗歌写作,力图在地理诗歌的写作参照中寻觅一条解读当代“行吟”诗人精神深度和人文特征的坦途,继而梳理诗人在游历与行动的思维方式背后的人文立场。

让我们循着诗歌之旅来解惑吧。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家乡

李 浔

在家乡你不是主角 非主角的乡情

粘在皱巴巴的胸前 像菜油一样泛着油光光色彩

老槐树已老了 挂过的钟锈得忘了年代

爬过树的人都有返祖倾向

庄稼不紧不慢结果 鸟飞得忘了什么叫愁肠

远走他乡 磨破脚脖和情感

用车票装订众口难调的祖国

从冷到暖的路途 踢到的全是没头没脑的石子

火车又一次去了远方 远方比你的手指短一些

在家乡你自由惯了 不懂规矩和风水

你不知道 家乡是一把需要磨亮的镰刀

对你来说 家乡是可以吃遍五谷杂粮

让远方更远 面对这一切

门前的一洼香葱绿得你不能自主

旅行

王家新

他在生与死的风景中旅行,

在众人之中你认不出他;

有时在火车上,当风起云涌,我想

他会掏出一个本子;或是

在一个烛火之夜,他的影子

会投在女修道院雪白的墙壁上。

蚂蚁会爬上他的脸,当他的

额头光洁如沙。

他在这个世界上旅行,旅行,或许

还在西单闹市的人流中系过鞋带;

而当他在天空中醒来时,

我却在某个地下餐厅喝多了啤酒。

七年了,没有一个字来,

他只是远离我们,旅行,旅行;

或许他已回到但丁那个时代,

流亡在家乡的天空下;或许突然间

他出现在一个豁然开阔的谷口——

大海闪光,白帆点点在望,

他来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

七年了,我的窗户一再蒙上白霜,

我们的炉火也换成了暖气——为了

不在怀念中生活?而我一如既往,

上班、写作、与朋友聚会……

只是孤身一人时我总有些害怕;

我怕一个我不再认识的人突然敲门。

以上两首诗歌都带有灵魂独唱的悲悯特征,继承了中国古典诗人的品性和气质。在当今可谓清新的绿茶,因而也让人过目不忘。与古代的杜甫、李白不一样的是,作为当代的知识分子诗人,他们都隐藏了自己的灵魂和外表,甚至足迹也不会很张扬地表露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形式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家乡》是直白的抒情,《旅行者》则更自我些,它们都记录了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流浪体验和身份疏离感,因真切而熠熠生辉,焕发生命的光泽。一开始,李浔的他乡和王家新的异乡(或许是英伦,或许又是虚指的)跃然纸上,生动鲜活。渐渐的,随着诗意的完成,地理又悄然隐退,给出拉开的背景:从行为背景到生命背景。这样的诗句也势必是切入生命的,既可以照亮一个灰色生命日常蜗牛爬行般的琐碎生活,也足可以抵消几十行重金属一般的宣泄、抒发。我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诗人群体的特征:真实、卑微、关怀和感动。

因此,我关注的诗人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行吟、流浪和悲悯。我这样界定“当代行吟诗人”:他们大多在学院之外,远离功利和主流意识,奉行边缘化的写作,并与当下生活发生着最直接、最深入的接触、碰撞和摩擦。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波希米亚人,是城市里的隐居者,真实生活的洞悉者,因而也是深入这个社会并对之最有发言权的诗人。他们游走不定,其中一些诗人职业不固定,时不时呈现流浪状态,额头的乌托邦印记明显,理想主义的光辉并没有泯灭,生活呈现支离破碎的表象。

我视线内的是这样一些诗人:王家新、欧阳江河、肖开愚、王寅、回地、阿九、浪子、李浔、陈东东……我对他们的热爱超乎理性,对他们“行吟”的诗歌品质的尊重胜过抚慰。

先来看王家新。王家新诗歌的行吟特征从他个人游历的历史可见端倪。他生于湖北,高中毕业后下乡劳动三年,“文革”结束后考入武汉大学,1985年开始在《诗刊》任编辑,1992年开始旅居英国两年,回国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成为中文系教授。在他身上凝聚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之流放和为汉语诗歌找回内心家乡的努力。无论是否徒劳,但经历可谓悲壮。王家新的诗歌是当代行吟诗歌的代表,具有一种大光明和大乡愁的结合以及人格和身份割裂的光辉与黑暗。

其实在所谓的游历开始之前,王家新就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灵魂。“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帕斯捷尔纳克》)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诗人的心理定式,一种屈服于真理的生存逻辑。它们不会媚俗地倾向一方,更不会违心地吐露虚假,在文字里意淫。

我认为在王家新行吟诗歌的背后是一种割裂,生存和现实的大疏离和大荒谬才导致这些在商品经济大潮来临之时依然选择了放弃,去远方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企图用身份的游历,获取尊严和更多的经验,抵达真正的艺术之境。这样的姿态是悲壮的,带有俄狄浦斯般对真理的绝对信仰之特征。因此,他的诗歌也是与光明、清澈这些词汇为邻居的。

王家新说:“一片空茫中,我们总想通过写作去触及某些东西,它就在那里,而我们的全部期待只是听到猝然的一声才意味着抵达,虽然那不过又是一个开始……”在对王家新诗歌美学的探讨中,当代行吟诗人品质也浮现出来,那就是:在流浪中抵达,在自我放逐中获得真理,并触及诗歌的本质。

来看他的《伦敦随笔》的诗歌质地。选择其中的片断:无论是“无可阻止的怀乡病,在那里你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这样的遭遇,抑或随身“带上一本卡夫卡的小说/在移民局里排长队,直到叫起你的号/这才想起一个重大的问题/怎样把自己从窗口翻译过去”这样的分离,或者“再一次,择一个临窗的位置/在莎士比亚酒馆坐下”这样的一贯,以及临别前“临別前你不必向谁告别/但一定要到那浓雾中的美术馆/在凡高的向日葵前再坐一会儿/你会再次惊异人类所创造的金黄亮色/你明白了一个人的痛苦足以/照亮一个阴暗的大厅/甚至注定会照亮你的未來……”这样的执着。王家新的吟唱形式是一贯的,其行吟之核既是坚硬的,也是虚无的。它或许就是《离骚》中那匹马在异乡的奔突和迷失,或许就是分割和悖谬的印证,是一种不在乎结果更在乎当下的生存质地的一种行为:与世俗楚河汉界划分无比分明的一种宣言。对,行吟就是宣言,割裂的宣誓,独行客的告白。它因此也是悲壮的。

诗人在游历之后回国当了教授,一定程度上让肉体归顺了学院和知识,而在心灵上,沉默多年,从此与诗坛拉开了距离。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晦暗不明的时代,王家新完成身体流浪的“行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历程。

希腊时代,有一种职业是行吟歌手,他们携带简单的乐器,边走边唱,浪迹天涯,而中国古代的行吟传统也历史悠久。无论是早期《诗经》所反映的周朝春秋战国的民风民情,还是体现诗人屈原“放逐”自我而精神不屈的《楚辞》,汉乐府,诗词曲赋,其中一个重要的类别——“民歌”就带有“且走且歌”的行吟诗特征。唐诗宋词是诗词艺术的高峰。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陆游苏轼,其命运的“颠沛流离”折射于诗词便都带有行吟的成分了,如“梦游”“卧游”屡见不鲜。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人,往往从羁旅之苦入手,反映塞外风光、军旅生活,契入人生的大豪迈、大悲凉、大气魄,其磅礴气势和激越格调,让中国的行吟诗歌呈现锃亮的色泽。

我这样梳理古代诗歌的行吟成分其实想说明行吟更是一种气质,一种在游历中获得真实内心感觉从而“符于外,因于内”炼出的真诗,炼出诗歌中的逸品、妙品。更加深入探究“行吟气质”,我认为就是深远、壮丽和新奇。

这样界定行吟,更加符合当代诗人的某些气质,也容易把握内在的诗歌精神之放逐和流浪。上海诗人陈东东也是一个自觉保持诗歌行吟本质的诗人。从《旅行图册》和《导游图》可以看出他精神方面的流浪与古代诗人一脉相承,他的自述当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

我认为最好的旅行方式不是旅行,而是旅居——到一个他乡去住上一段时间,去观察和感受,去体会那种“在”,去把它内化为自己的另一个故乡。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小时候在蚌埠的经历,倒算是更甚于旅行的旅居了,只是那时还太小,根本还没有那种旅居的意识。真正的旅居,是1999年和2000年间在嵩山少林寺的那一段日子,其间有时也跑去郑州和上海,断续共9个月;还有就是2003年3月到6月在美国,主要是在纽约的那段日子,还有就是2004年4月到7月在西藏的日子。这种旅居,好像一次比一次自觉。

从旅居到“行吟”,诗人继承了传统行吟诗人家天下的广博胸襟,在一个庸俗的时代里竭力不平凡。而王寅,是另外一个值得言说的诗人。他的《飞往多雨的边境》,是一首从历史的疼痛感中获得解脱的内心隐秘记录,也是昔日岁月在诗人心头的呐喊

飞往多雨的边境

波音757以僵硬的姿态

在飞行中获得休息

纸制的幻像和我并排坐着(www.daowen.com)

观看一场两小时的电影

蓝色的空姐递上冰镇的可乐

果冻在锡箔纸里微微颤抖

机翼赤裸着骨头

宁静的引擎喋喋不休

我所不熟悉的风在舷窗外撕扯着什么

钉在水面上的钉子继承着忧虑和不安

我脚下的某处,载货卡车满载着铁矿石

排成长长的行列

子夜,也是凌晨

月亮向我们转身而去

不安的碗,精致闪亮的表面

满含怀乡的幸福

哭泣停止了疼痛

这犹豫如此长久

几乎纠缠了我的一生

垃圾场上空的浮云

弯曲下垂的星辰

和我一起

飞往多雨的边境

这是一首关于疼痛的诗歌。我们都经历过朦胧、启蒙时期,呐喊的河殇时期,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很容易从隐晦的文字的迷宫里读到诗人内心的钝伤和解脱。黑暗和光线,具有一万米高空的明亮格调(由此我洞悉诗人内心的光明)。而且,曾经的苦难因为有了“蓝色的空姐,冰镇的可乐”这样的意象而分外强烈,类似一粒中国米掉入可口可乐这般的文化时差效果。“这忧郁如此之长”,让我们看到优秀的中国诗人的良心和责任,徘徊和挣扎。

因为,在这个崇高感、陌生感丧失的时代,诗人必须承担开启者的责任,一个点灯者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与其在固守一方水土中获得灵感,不如去远方寻找,截获意象源源不绝的燃料。就像陈东东在诗歌《点灯》中所言的那样:

把灯点到石头里去,让他们看看/海的姿态,让他们看看/古代的鱼/也应该让他们看看亮光,一盏高举在山上的灯//灯也该点到江水里去,让他们看看/活着的鱼,让他们看看/无声的海/也应该让他们看看落日/一只火鸟从树林里腾起//点灯。当我用手去阻挡北风/当我站到了峡谷之间/我想他们会向我围拢/会来看我灯一样的/语言……

行吟者就是点灯者,就是用行走说出内心的隐秘,泱泱大国是他的步履,天地银河为其寝室,幽幽历史是他的佐证,万能的上帝将颔首对其称许。

而欧阳江河的《去雅典的鞋子》则从“赤脚在田野里行走。梦中人留下一双去雅典的鞋子,你却在纽约把它脱下”的割裂中和“那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未必会使文明人走向荷马”这样的诘问与自省中凸现了一个“长跑者”的形象,格外醒目——特别是在万众瞩目的纽约开一个中国鞋子的店铺。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当代苦行僧的行为,这样的叹息是一个内心分裂且依旧幻想弥补裂痕的“完美主义”者的叹息:

这地方已经呆够了。

总得去一趟雅典——

多年来,你赤脚在田野里行走。

梦中人留下一双去雅典的鞋子,

你却在纽约把它脱下。

在纽约街头你开鞋店,

贩卖家乡人懒散的手工活路,

贩卖他们从动物换来的脚印,

从春天树木砍下来的双腿——

这一切对文明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尤利西斯的鞋子

未必适合你梦想中的美国,

也未必适合观光时代的雅典之旅。

那样的鞋子穿在脚上

未必会使文明人走向荷马。

他们不会用砍伐的树木行走,

也不会花钱去买死人的鞋子,

即使花掉的是死人的金钱。

一双气味扰人的鞋要走出多远

才能长出适合它的双脚?

关掉你的鞋店。请想象

巨兽穿上彬彬有礼的鞋

去赴中产阶级的体面晚餐。

请想象一只孤零零的芭蕾舞脚尖

在巨兽的不眠夜踞起。

请想象一个人失去双腿之后

仍然在奔跑。雅典远在千里之外。

哦孤独的长跑者:多年来

他的假肢有力地敲打大地,

他的鞋子在深渊飞翔——

你未必希望那是雅典之旅的鞋子。

总之,行吟诗歌,是一种与地理息息相关的写作,是一种行走方式,更是一种诗人内在品质的呈现之所。其诗学特征和意义是:(1)行吟,其诗学具有中国古典诗歌中界定的远奥、壮丽和新奇等诸多特征,往往意象灵动、意境深邃、主体和客体切换线条明晰、物象对应意趣生动又浑然天成;(2)其主体具有时代赋予的一种大悲悯情怀,大庇天下的“忧天下之忧”,也具有屈原和杜甫的后裔性格,可称为发自心灵的行走和流浪者,风餐露宿的寄宿天下者,自由的放逐者和大自然的近邻;(3)行吟诗歌其表象是一种吟唱方式,但它背后其实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趋向的体现;(4)行吟诗歌是独立精神的张扬和诗歌高迈品行的继承。

当今中国汉语诗坛,可谓良莠不分。几个悖论造成了局面的尴尬:诗歌数量的纷繁庞杂和优秀作品的奇缺稀罕;网络诗歌、主义诗歌、知识写作、民间立场的杂树生花、炒作热闹与精锐诗歌的幽闭低调;写生活诗歌多于写生存,写身体物质“荷尔蒙”“分泌物”多于内在的灵魂之烛照,惯性的惰性写作多于开创与重构……在这样的诗坛风气里,遵循真正的行吟诗歌品质,可谓难度不小。而且,由于这些悖论的存在,又导致行吟诗人“灵魂之高蹈和身份之疏离”之巨壑。这些反差加强了我们这个时代诗歌语气的悖谬成分,加大了灵魂肉体和多元文化的双重解读难度,也使得诗人的行吟更加孤独,带有堂吉诃德的行为特征。

但我要肯定的是:他们无疑是这个时代值得称颂的悲剧英雄。

[1](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2](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3]吴晓东:《漫读经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8—70页。

[4](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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