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是一次奇妙的地理和空间之旅。

一个建筑学出身的作者（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是该校建立城市规划系的先驱），却在研究城市的意象，就好像在城市蓝图上写诗一样，这样的学者，称他为诗人建筑师最贴切不过了！因为在《城市意象》一书里，凯文·林奇以宏大的视野，剖析了在城市建设中，营造城市意象的重要性与可变性。而且，最为珍贵的是，林奇是在59年前（1960年首版）提出这些观点的。59年后的人们，仿佛已经经历时代建设的大潮流，在都市里享受着现代的城市景观。在建筑师事务所里，各种规划软件层出不穷，似乎现代城市意象已经成了信手拈来的事物。我们动辄说诗意地栖居啦，在水边安家啦，等等，而那些重要的城市意象和街道、边界、标志物一道扮演着角色……亲近或者疏离，似乎我们是天生的对城市意象敏感之人。但，对不起，这本书告诉你，最早提出城市意象的是建筑学教授凯文·林奇。

因此，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有一点是共识：正像译者在译后记里所说的那样，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评价城市形态的方法，首次提出了通过视觉感知城市物质形态的理论，是对大尺度城市设计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1]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把可见、可忆、可喜的城市区域意象化，赋予城市视觉形态以醒目与新颖，既前卫又独具慧眼。可以想见，有了城市意象的理论，等于为像波士顿、泽西城、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大刀阔斧建设时期，进行城市景观的再造和有序梳理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依据。1959年后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城镇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候引进该书，正是可借鉴林奇教授城市意象的理念，用人文建筑学的构思规划城镇的大好时机。

这是一本客观之书，处处呈现一种观察的细腻和角度的真切，如在“城市意象及其元素”这章的“意象特征”一小节中，林奇观察到：“对波士顿个体意象的研究表明，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对一个元素，由于观察者相对‘度’的不同，也就是他们对元素细节涉及程度的不同，意象也不尽相同。”这就像戏剧中谈论观演关系，就像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里谈论戏剧空间，可以被随时营造，而这又取决于舞台上的几个关系。同样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的著作，一个戏剧家和一个建筑学教授，不约而同谈到了度（程度、向度、角度）与动作的关系。在接受美学家伽达默尔这边，对文本和戏剧表演的接受，恐怕又是一个不堪时代之重的角度吧。他们共同把人类美学推进到一个立体的框架里。

这也是一本先见、精灵之书，我惊喜于它将城市规划与意象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惊喜于在这样的领域里俯首皆拾的诗意。细细品读，书中，这样的发现俯拾皆是，如“环境意象是观察者与所处环境双向作用的结果”，又如“要创造一个强烈的意象，必须对线索进行一定的强化”等，而在这些发现之中，最令人兴奋的当然要数林奇对“公众意象”的发现。

在此首要阐明的就是“公众意象”的定义，它应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心中拥有的共同印象，即在单个物质实体、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一种基本生理特征三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希望可以达成一致的领域。

如同一个城市规划学、建筑学上的一个郎中，一下子准确把脉了这个被我们拿来谈论的对象中最能引起共鸣的核心。这个概念牵涉的话题那么多，我们不禁想，一个没有“公众意象”的城市会怎样？一个很少“公众意象”感觉的市民和游客会怎样？

这在现代城市中，我们几乎每天碰到一种相似的陌生化效果——一个游客往往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核心意象，所以会误入歧途；一个文化反差太多的人，进入陌生的境遇，也会不知所措，于是不免迷失在城市意象里。

科波拉的电影《迷失东京》讲的是一个中年电影男演员和刚刚走入婚姻的女子之间一种围城内外的人生迷失、蜕变的疼痛和无奈，而且因为是两个人在东方陌生国度的无依，所以又是双重的迷失。斯嘉丽的美丽在这部片子里展现无遗，她的无依感是致命的、不可救药的。它发生在对科波拉而言的异国日本的东京，而不是美国的纽约、洛杉矶和波士顿。

有一个镜头把这种迷失透彻地传达了出来。

斯嘉丽以一个对东方文化兴趣浓厚的游客身份，进入一个日本的手工作坊，一群日本的老年手工艺人正在那里把玩着剪纸，和服文化、被过分渲染的红和丝绸的质地、剪纸的质地混合在一起……那些精巧的道具上写着让人看不懂的日语，人们脸上日本式的寒暄语客气，吸引人又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些细腻的质感随着斯嘉丽的惊艳的嘴巴一开一合表现了出来。她走入异乡的文化符号，地理和文化的无依击中了她人生的另一种无依（她正步入婚姻的大门），两种无依相遇了，具体和抽象的无依感双重来袭。她于是被带入一个陌生文化的氤氲地带——可是，她在脸上表现的却是迟疑的、文明的、礼貌的笑靥。

这内心和表情的背离来自哪里？看了林奇的《城市意象》，我懂了，是他们对日本“公众意象”的排斥和疏离，才导致同是天涯沦落的惺惺相惜。

一种陌生感被另一种陌生感捕获，于是陌生就会借助对方的荧光减弱。但一种疏离等到另一种疏离走开后，是否会加倍孤寂呢？来日本拍广告的男演员也经历了中年危机。两个危机感十足的人，在酒店里相遇，走到了一起，丝丝缕缕的情感，缠绵与轻柔，美丽又含蓄，仿佛他们是来日本完成一个严井俊二式的忧伤电影。现在，他们在酒吧和房间、窗台和过道这些意象森林中相遇，又擦肩而过。让观众始终面带微笑欣赏着一个个艺术品陶瓷一样的影像，一只只易碎的玻璃杯。这是科波拉的伤感佳酿。

那些在意象的故乡里没有找到归属感的诗人会怎样？一个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对英语诗歌从内心里着迷的人，比如热爱但丁《神曲》和荷马《荷马史诗》的人，是否会被标签为崇洋媚外？我正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一点也不媚外。我是一个背叛唐诗宋词的人，对韵律里那种机械的匹配如李白的《静夜思》这样的诗歌进行审视的人。在这首耳熟能详的诗歌里，床前高悬的明月和地上霜，举头的动作和低头的动作，好像被一种韵律锁定了，似乎连诗意也被锁在这狭窄的区域里面。而相对地说，拉丁文和古希腊诗歌中客观的坦陈和揭示，如《伊利亚特》中对特洛伊战争行动叙述的大气，获得的诗意是东方诗歌中少见的。这些发现，一旦获得，会让一个在诗言志的传统里优哉游哉的人有所醒悟。

欧阳江河是一个自觉地在语言上反思的优秀诗人，他在诗歌《汉英之间》中，写出了一个当代中国诗人这种迷失在汉语中的无依，悖谬的忧伤和理性的观察并行：

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

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

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www.daowen.com)

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中幽居，

与众多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

并看更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

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

看《城市意象》，到第三章，你会误以为在读诗歌理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元素的相互关系……清醒之余，你会折服于作者多么清晰、练达地把一种泛文化的审美词汇运用到了城市的景观设计中。在这些元素中，我唯独嗜好“道路”和“边界”这两个概念。

第一是道路。那么多诗歌和小说提到了它。美国垮掉派作家克鲁凯亚的《在路上》，从美国的西部到东部，来来回回的奔波之旅，展现了人类野性、无规则的愿望和与对所有强加的文化、规则的蔑视，读之痛快淋漓。在地理的道路上如此，有固有线条的追随者，也有反叛者；在语言的道路上呢，其实也是如此。美国的嚎叫派诗人金斯伯格的《嚎叫》，也是对诗歌格律的一种彻底的反对。那长句气贯长虹，一泻千里，秉承了惠特曼的豪放和睿智。

第二是边界。在吴晓东的著作《漫读经典》中，对此也有涉及。比如昆德拉在谈到创作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我自己圈定的界线”。安哲罗·普洛斯在《雾中的风景》和《永恒的一日》中也表现了边界，比如生与死的边界，有一个镜头被表现得如此神奇：一个老人驾车走向了死亡的旅程，是悄悄地死，他把车开到在街道上，停在一个红灯下，开不动了，等到绿灯再次出现时候，已经死的他，开上了天堂里的车子，再次出发了，街道的灯光把天堂打扮得熠熠生辉……这是我看到安哲·罗普洛斯这部电影最为感动的一幕。死亡被表现得如此传神。他的《养蜂人》则相反，除了展示了旷野场景的魅力之外，也有内在的心灵图景展示。在一个男人的雄性疆域和一个蜜蜂的养育者这样的阴性疆域内摇摆的美学，像秋千一样。于是我们看到了极为丰富的人类精神的图谱：既单纯又永恒；既有动物性的广泛的一面，又有社会、文化强加的符号性和上节中讲到的综合意象性的狭隘的一面。而人性无处不在，那么辽阔，涵盖了村庄和田野、耻辱和惩罚，也超越时间的禁锢和文化的审判。它是那样凌厉尖锐、寒气逼人，那样令人痴迷、流连忘返。

安哲罗·普洛斯在这些杰出的影片里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所遭遇的边界是无所不在的。那是人类情感和理性的边界，而城市的边界呢？在《城市意象》的“城市意象及其元素”一章中，林奇向我们展示了这个除了“道路”元素之外营造城市意象的重要元素。比如他谈到具体的边界会与整体意象的关系不同而迥异，如查尔斯河和贝肯山的边界与泽西城的滨水地带的边界就不同。而让我铭记的，是他讲到的洛杉矶——“费加罗大街、日落大街以及次要的一些洛杉矶街和奥地利街通常都被认为是市中心商业区的边界”这样一种客观描述。我被这种客观性带到了我私人的情感领域，早在许多年前我就看过好莱坞电影《日落大道》，一个过气的女演员最后的疯狂，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坟墓寻找一个替死鬼，以逃避那新旧更替的宇宙规则。那位有野心的男主角，在第一个镜头里就已经死亡了，浮尸泳池。电影倒叙他是怎样一步步在女演员的迷魂阵里走向死亡。而日落大街在这里既是故事的发生地——别墅就坐落在这里，城市中心和郊区的边界处——往往也是地价最为昂贵之地，如上海的西郊别墅；它又是一个隐喻，日落的大道，人类总有一天要走在日落的地方，这个街道的地名真是一种诗意的呈现。城市中有这样的街道，整个城市的居民，在拉家常的闲谈、应酬中，加起来每天谈到它的频率，会有多少次呢？就像上海人谈到陆家嘴、东方明珠和城隍庙，按照迷信的说法，它的耳朵该有多烫啊！

在《城市意象》里，凯文·林奇也指出，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景观所使用的定位系统之间差异很大。林奇考察了世界上文明多样性地域——特别是土著、原住民的对意象的感知，从而得出对世界居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性感知，并举出大量实例。这些实例，可以说道出了一个注重感性视觉的民族和注重理性、概括、判断、推理的民族的本质性区别。他推断道：“澳大利亚的阿伦人在提及某一个物体时，习惯提到它与说话人的关系、方位和可视性。”又如，他发现：“在非洲的部分地区，主要方位并非抽象不变，而是朝着家的方向……当几个部落在一起共同宿营时，他们都本能地分成组，各自朝向自己的领地的方向……法国商人时常去一些陌生的城市做生意，据说他们很少会去注意街道的名称和标志，而只是记住从火车站来回的路，工作一结束就立刻回家。澳大利亚坟场的布局又是另一种情况，它朝向的是死者的图腾中心或精神家园的方向。”

林奇还发现了人类对于地理感知的共性——

我们的感知能力的适应性非常强大，每一个人类部落都能够辨别环境景观中的各部分，感受其重要的细节并赋予其含义。无论环境对于一个外来的观察者如何难辨，就像澳大利亚无边的灰色灌木丛，爱斯基摩人居住的白雪覆盖的分不清海洋陆地的区域，多雾且多变的阿留申群岛，或是波利尼西亚航海家行驶的“无迹可寻”的茫茫大海，对于当地人来说它依然清晰可辨。[2]

这些参照考量的是人类对地理的了解和征服的程度。一个过度重视意象、拿城镇意象为行走参照的民族，在各种环境下行走时迷路频率高于其他民族。林奇提到一次在澳大利亚灌木丛林里与一位有经验的土著向导挣扎前进好几个小时的故事，向导不断费力地爬上树梢，以期通过远处的标志物获得方位。

这段话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钢琴师》。电影中的男主角有一个抽象的名字——1900，他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船成为他的宿命。按照林奇教授的发现，船的内景当然也是他的“城市意象”。或者可以这样说，乡村和城市，对于1900来说，是毫无区别的。他一生的边界都没有超出船舷。他的地理定位，大概就是可以感知的——辽阔的海水、船的颠簸、倾斜的程度、海涛声音的强弱等等这些元素吧。吴晓东说：“当他与那座海上浮城一起消亡，他的生存选择最终上升到一种存在论的层面……1900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3]

无独有偶，在我的书架里，还有一本建筑学书籍《中国城市建设史》，里面有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历代的演变。哦，又一次知识的碰撞和重构！之前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文学、文化和城市意象，有一天会在我严肃的学术研究里交织在一起。那是诗歌的幻想啊！可是，走着走着，我被带到了一个我童年幻想过的海滩边——四周的景象与我梦里的相似，我第一次来，却好像已经历了好久。

翻开中国城市的建设史，从原始居民点的形成、殷周时期的城市，到春秋、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一路过来，城市的孕育和诞生，像一个启蒙的孩子。从感性，慢慢地走向理性，再从理性，走向两者的水乳交融……这本书也列举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大连、香港、哈尔滨等城市的成形案例，虽林林总总，但个性中有共性，如有一点是肯定的，古人选址为城市的地方，肯定在水草丰美的河边，在视野开阔的三角洲，在海啸吹不到的港湾……而我固执地想到，在中国，除了鲜亮的大城市，那些满目疮痍的县城怎么办？它们一个个湮没在改革的大潮里，被过度开发吞噬的一个个县城，只剩下了古板和毫无诗意的框架，这些城镇的魂魄却被抽离了。这样的县城，当然也缺乏林奇教授所言的综合意象。那么，在我们悔悟之后，该怎样去维持它们本该有的温情和人文呢？或许，这个问题只有几百年以后的诗意建筑师再来像医生一样进行解剖了。但，那是怎样的伤痕累累啊。

现代都市人需要一种情感慰藉，我在思考我们应该生活在怎样的城市里？钢筋水泥丛林，还是摩天大楼？是在贴地飞行的各种车辆轨道里，还是在飞上天的磁悬浮或者飞行器、高空游乐、几何和科技、速度感觉里？我其实没有答案，但当我再次捧读这本《城市意象》，我穿行在这些温馨的文字里，马上就被一段文字吸引了。我记住了这一刻——

穿过高架路后，有一个向上的桥；过桥以后，在桥下的第一条街，有一个皮革包装公司；走上大街之后的第二个街角，你可以看到街两边都有银行；在下一个街角，右手边是一家无线电器材店和一家五金商店紧邻在一起，左边在过街之前是一家百货店和一家洗衣店。再向前是第七街，左边街角朝向你有一个酒吧，右手边是一个蔬菜市场，小路的右边是一家卖酒的商店，左边是家百货店……[4]

我停了下来，掩卷沉思。因为，这儿实在太美了，透出每一个旧城区凌乱背后的生机，陈旧背后的生活。那些耳熟能详、像拉家常一样熟悉的景致，像邻家顽皮小孩准时在黄昏回家的车道里与你相逢，你打一个轻松的招呼或者笑而不答——这样的安全感和温馨感，这样的意象出现的频率和节奏，刚好符合人们怀旧的情感和新的生活之间的场景需要，正好与人类心理的边界相吻合——于是一切不可想象，又在情理之中。因为那些城市中固有的秩序，那些无法用科学和理性去解释的意象群，对我们生活的潜在影响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