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要通过分析阿马蒂亚·森[45]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来为我对社会场域的考察画上一个句号。放眼世界，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地的暴行和暴力事件不但引发了难解的冲突，而且也导致了极度的思想混乱。究其原因，固然与资源分配不公、种族问题、历史遗留、文化传统的冲突、制度的缺陷、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信仰各不相同的状态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一个主要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性存在。这些冲突和不认同有来自制度层面的，也有来自历史渊源层面的，更有来自民族和社群之间的民族无意识、群落无意识，以及政治无意识等更加复杂层面和人性的模糊地带。

如果我们暂时把制度性的维度进行搁置，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社会消除了贸易等级、文化偏见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为未来社会进行设计，我们就会聚焦在“全球化”“多元化”“共同的价值”等术语上。而事实是，这些术语的提出既具有当代性的开拓价值，又具有挑战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全球化”“多元化”“共同的价值”既带来贸易平等化的曙光，又带来新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如新的跨国垄断企业极有可能在这种以贸易交往为第一准则的体制下诞生；精神领域很可能集体向物质领域俯首称臣；精英主义的文化可能称霸全球，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店、百老汇式样的戏剧、NBA的篮球联赛电视传播等等，可能代替传统领域的道德和民族文化机制，统领全球的文化。实际上这些大众文化以商业和交易为标签，以利润为背后的推动力，它们的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如麦当劳的快餐就因为太多的脂肪含量有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健康，但全球化让这种行为和文化模式传遍了全球，成为人们生活的模仿对象和准则。

于是，一个问题也浮出了水面：是否只有在制度性的平等基础上，“全球化”“多元化”才可以在一个相对透明的广场上被谈论？而如果世界上连基本的思想平等都难以达到，何以达到世界性的制度平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我可以找到太多类似的例子。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对近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出的“单向度思维”的机制进行了透视与批判；又如我接触较多的伊格尔顿与詹姆逊，前者对西方的文学症候阅读、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有着极为尖锐的洞见，后者则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者，他从后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入手，结合肯定和否定两种方法，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进行研究，其掌握的法宝也是辩证、有力的洞察方法与学术修养的并行不悖。

这些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新自由主义流派、结构主义、激进主义等在论争中共存，既呈现了这个世界枝繁叶茂的学术状态，也一次次点拨了这个世界的精神图景：困惑重重，歧义陡增，但辨证依然。

在这个存在歧义的学术领域，在当代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他不仅是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更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最新的一部著作《身份与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反响巨大，2009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毋庸置疑，这是一本关注人类的福祉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著作，因为在书中，阿马蒂亚·森对这些歧义重重的全球化、多元化领域出现的当代问题进行了关切的审视。

阿马蒂亚·森以美国9·11事件以及这个事件引发的“东西方文明之别”的大众观念出发，从亨廷顿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述和众多这个世界上由“颜色、空间、文化”引起的摩擦入手，深刻地领悟到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走向。他提出：如果没有超越单极的东方或者西方思维的狭隘性，那么则表面上阻止了犯罪和恐怖，实际上可能助长这些潜在的力量的爆发。阿玛蒂亚·森的精彩论述处处可见，这里罗列几个他的论点和现实关切如何交融的例子。

首先，阿马蒂亚·森在书中采用的方法是实证为主，以全方位的透视视角为手段。在这本书中，阿马蒂亚·森常常以一个印度裔的身份，表现在异域（现在对他来说是祖国）的心灵历程。值得一提的是，他举了大量英国的例子和其他能够为大家所认同的事例，来说明身份认同这一全球化过程中普遍的遭遇和际遇。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一个他采用的例子；他还戏谑自己常常被海关官员盘问，即使是在自己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期间，他的身份还是因为肤色和护照上的印度籍贯等标志而常常引起误会；他还由小及大，对他生活的英国政界和社会广泛存在的——整个被幻觉和无意识固定的所谓西方式思维进行了反思。这些事例令他困惑，同时化为动力，使他写下当今世界上似乎最有良知的语言。他认为，如果多元文化主义坚持人的身份认同必须由他的社群或宗教背景来界定，而忽视一个人的其他归属（语言、阶级以及与政治观点和社会角色相关的社会关系等等），并赋予宗教或传统传承自动的优先性，那么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道德和社会诉求将存在严重的问题。然而这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狭隘理解方式近年来在官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6]

值得一提的是，阿马蒂亚·森选取论述的案例大多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这一点难能可贵。如他在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时候，每次过海关安检，他都因为自己的皮肤和身份被小心翼翼地询问，还由此常引发一些语言的侵犯。这些侵犯看似如此微不足道，然而在阿马蒂亚·森的眼里它们就是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原因之一。2001年，当9·11事件震惊世界的同时，人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暴力的来源是什么？阿马蒂亚·森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为我们生在地球上有好多身份，有自然属性的身份，也有社会属性的身份，有职业属性的，也有民族无意识属性的……这些我们喜爱的或者不喜爱的身份，像布料或者衣服被生搬硬套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想拒绝可又无能为力。这些被强加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僵化的身份，如同被植入胸腔的硅胶一样，成为虚假的身体乳房的来由，成为命运的虚幕的源头。

又比如他在另外一篇论文《多元文化主义的悲剧》里面坚信的：

着眼于融合，而不是分裂。目前需要的并不是放弃多元文化主义，也不是抛弃无论“肤色、种族、语言或宗教信仰”、人人平等的目标，而是要克服已经造成大量伤害的两个混淆。这很重要，不仅因为应该考虑到自由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它能够避免弱势群体的法国式起义和极端分离主义思潮日益增长的威胁。这种在英国抬头的思潮，有时会演变为极度野蛮残暴的行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早期的成功是因为它着眼于融合，而不是分裂。目前对分离主义的关注，不会促进多元文化自由，而只会适得其反。[47]

关于“多元文化”，他切入的是加拿大的实际历程，找到的案例有如下相关事实——1971年，加拿大成为全球第一个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为官方政策的国家。加拿大文化遗产部（Canadian Heritage）网站骄傲地宣称，这样做让加拿大确认了所有加拿大公民的价值和尊严，不论其肤色、种族、语言或宗教信仰。不久，欧盟（EU）多数成员国也将多元文化主义纳入官方政策，英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多元文化主义当时在全球迅速成为时尚。(www.daowen.com)

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这些本来被认为是主导未来社会的方针被戏谑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过去”，尤其是在欧洲。法国和德国如今对这种政策明智与否深表怀疑，丹麦和荷兰已经逆转了其官方政策，甚至连英国也充满了疑虑。那么，问题何在？

玛蒂亚·森从这些实证的素材层层深入，抽丝剥茧，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重点强调了“文化自由是个人尊严的根本”“多元主义和多元单一主义之别”这样的命题。这些关于“身份”“多元”的论述，就是他怀着普世价值的胸怀，对世界的“虚”做出询问和审视的明证。

其次，阿马蒂亚·森采用的是由表及里、绵延洞悉的论述模式。这种模式与亨廷顿不同，相比之下，相较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观点，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更侧重于全球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一些精神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而阿马蒂亚·森则对此不以为然，他既承认东西方差别的存在，同时又告诫世人，不要被这种单一的身份划分所左右。

确实，如今我们回顾亨廷顿的理论，虽然他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他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论著既是驳杂的，又是片面的，似乎9·11事件为这种片面在政治上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

阿玛马亚·森对“人类社会的管理弊端和文化弊端”似乎做了更为令人信服的潜入分析，他深入的领域是全人类较为深切的部位。如果说亨廷顿是一个外科医生的话，那么阿马蒂亚·森更像一个内科医生。因为阿马蒂亚·森抓住了全球化过程中的粗糙话语背后应该被揭示的细节——正是那些看不见的，被冠冕的外包装打扮得风姿绰约的政治口号、外交辞令，那些看起来风光无比的“香馍馍”如“多元化”“身份认同”等概念，让人们处在一种新的蒙昧状态。再如对“命运”这个概念的关切上（相信在好莱坞的电影中，导演告诫观众人类的命运和故事的传统一下子还不会变更），他提出的方案更多地在理性辨析上得到体现，而不是以街头政治家的方式。

按照我的理解，阿马蒂亚·森甚至抓住了当今世界（人类日常口语和政治话语、报刊话语、文化无意识话语等）的“语言伪饰”问题（或者语言中过度负载功能的问题，如我们常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下意识的语言也成为这个时代导致东方和西方裂痕进一步加大的文化、逻辑基础），这些“语言伪饰”与诸如人类的“命运”等概念一样，继续参与着垄断人类思想和文化资源的一种霸权或者等级观念，让那些没有进入现代社会规训体制（官僚体制）的原住民、第三世界的公民因为没有发言权而被剥夺了某些权利，被标签、被主流驱逐……这些正是在生产与政治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群体在当代的新遭遇。阿马蒂亚·森明示：这种遭遇的来源可能是人们很具有说服力的道德、慈善、多样化等出发点十分好的初衷，这种洞见给出了一个让想象和思维飞翔的辽阔图景。

再次，在吸取和论证上，阿马蒂亚·森善于借他山之石而攻玉，借鉴历史反思未来。阿马蒂亚·森不仅介入当下，对过去也绝不漠视。如他对甘地和印度文明的历史了如指掌，体现了一个智者的逻辑和思辨；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借鉴，也是明智而灵动。因为同样在身份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再也没有比“某物等同于其身”这样的说法“更为绝妙但毫无用处的命题”。阿马蒂亚·森话锋一转，继而诘问道：“身份的界定。什么是身份（英文中是identity）？”在这些诘问中，阿马蒂亚·森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即“身份的界定的单一化倾向”是当下语境模糊和方向感错失的一个主要的方面。阿马蒂亚·森对于身份的感受非常深刻，因为他的印度裔的“种族身份”老是被英国人看作“所有的身份”象征。于是他从身份的问题，想到人类思维和文化困境的每一个领域，也等于为人类在20世纪面临的和这个世纪继续面临的重大问题做了画龙点睛式的警示。

过于标签化的“身份界定”不仅导致了暴力，也导致了理解的误区。当今世界的危机，就是人类由于“理性”思维导致的“不理性”，或者貌似高深的哲学“绝对性”带来的“现实相对性欠缺”之困境。[48]这也是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这本书里强调的：

单一主义的认识往往容易导致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的误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我们属于其中的每一个。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异性恋者、一个主张同性恋者有权利自行其道的人、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爵士乐弹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交流……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在每一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49]

对此，我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阿马蒂亚·森十分清楚单极话语导致的失衡，乃至产生的危险。因此他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文化与政治总是息息相关，人们习惯了在一个群落里不需要天天身份界定的生活，这等于为民族无意识、国家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合法性奠定了思想和逻辑基础。于是乎，在特定的群落生活里，由于人类思维和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简单化倾向和向度影响，这种无意识就成为人们彼此可以依靠的一种安全感。这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这种基于群落的“无意识”要获得强化，势必在文化、意识层面成为一种压过其他身份界定的“有意识”，这也几乎是辩证的。于是乎，海关里的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多多少少在工作的时候，强化了他的身份优越感，流露出他的集体无意识，用语言和身体动作，有时候是程序的障碍和故意的时间延迟等无意识与优越感催生的“无赖”状态，驱逐了正义和公平，这等于为9·11这样更大的罪状埋下了伏笔。

身份的认同悖谬和暴力之间的矛盾正是他切中的要害。在这本书里，他以鲜见的勇气，把矛头指向这个以身份认同为标杆来衡量所谓多元化的社会（这个世界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标杆上看起来是失败的）。他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个身份认同的悖谬性。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悖论和歧义之间，他认为未来没有迷局，这是阿马蒂亚·森的一个信仰。他赞同理性的优先性，相信世界可以在破除虚幕之后构建美好的秩序。

放眼全球，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种包容和广阔。包容也是一种乐观精神，在一个包容的胸怀里，种族和国家属性都是人的一部分属性。我们应该多承认“同”和“异”的各自独立性和相对性。正如人都要通过物质触及精神，那么护卫精神领域对自由的占有权应该是人类的一种共识。通过阅读阿马蒂亚·森，我们对人类的属性问题和身份问题会有更为清晰的方向感。除了国家的集体属性之外，人还具有：（1）情感的属性（这个属性下人类交流的可能性非常大）。（2）艺术创作的潜在能动和属性（这个属于艺术家的属性可以被激发、被培养，达到饱和和普及）。（3）生老病死的生命属性（这个属性基本上是人类和所有生物都具有的）。但人类和动物没有轮回（至少人类现在还看不见，能够对其出示有的证据），某些植物的轮回属性人类不具有（如种子发芽，生长和成熟，再下一个轮回）；这样生生不息的繁衍生息是生命体的属性，而非植物的属性。（4）意志坚定或者软弱的性格属性（这些应该适度并存）。（5）征服欲强烈的“施虐”和心甘情愿被奴役的下意识“受虐”属性（这些极端的属性应该被训导、规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