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对好莱坞电影、中国网生代电影、非洲电影和宝莱坞电影的对比分析，我们确实看到了一种大同思维。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当今世界不同地域的电影生产，其理念正在走向大同，电影的受众参与、用户至上的生产方式重新强调了电影的商品属性，同时，也体现出资本在现阶段主导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21世纪的第19个年头，电影诞生的第123年头，离苏珊·桑塔格发表其《百年电影回眸》的1995年也已经过了23个年头。我们看到好莱坞和被学者称为“华莱坞”电影（乃至宝莱坞和非洲电影）的殊途同归。

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初步获悉：历史终结也好，艺术终结也好，其实需要接通不同的语境。历史的终结之命题也许是一种偏见，但是其可以给予“处在另外一种语境里的”我们以灵感。黄伟力称福山的思想带有主观唯心论色彩，其对福山思想的评价为“一种偏见的思维”（这种偏见思维是从直觉的角度切入的，因此，客观而言，它谬误中带着盲目的洞见，昭示着另外一种可能性）。从认识福山这样的“主观唯心论”“偏见”开始切入问题，我在其中所持的观点亦是类似这位中国学者的认识，即哪怕是“偏见”，我们也要客观对待。具体而言，笔者在这里需要做的是：如何再延续“中体西用”的中国先贤智慧，将这个命题演化为对我们有益的思想资源。换句话说，如何“策略性地”把“历史的终结”命题解构为可以分离的、为我所用的资源，才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良方。(www.daowen.com)

通过“先假设这种观点的成立”，来思考它的潜在动力之方法，还使我们发现：任何硬币都有两面，历史既有可能惊人的相似，也有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他对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大同思想”而言的）命题之提出，既有着与时代语境（比如它的提出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所有的现代性哲学合法化考证的一种再度呼应）挂钩的应景性、局限性，也有着超乎时间更迭的永恒参考价值。这种黑格尔式的思维，与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实在论对“共相”的探寻，乃至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当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谓的语言是我们感知的一切之命题，均在证明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在政治层面“历史终结”被否定的同时，在隐喻层面——比如艺术手法的相似性——走向终结，似乎又可见其命题的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