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做一番客观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和苏珊提出的艺术（电影）终结论，几乎都出现在20世纪末的某个时刻。而20世纪90年代，除了是世纪末的10年，还是千禧年的交汇之处，历史赋予这个时刻特殊的意义。因此，福山也好，苏珊也好，他们不约而同提出的“终结”命题，似乎最主要的触发因素是“世纪末情绪”。正因为历史到了千禧年，所以历史学家和带有历史情结的和理论家以怀旧、敏感的心灵，感应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客观而言，这种解读似乎比其他的解读更加有说服力。

于是我推断如下：福山历史终结论和苏珊的电影迷恋终结论诞生于20世纪末，在世纪末的门槛上，很容易下一些感性的结论，在电影和文学中都出现过末日叙事的作品[36]，这也是艺术家和思想家共有的一种思维模式。

证据何在？回眸十几个年头，我们检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发现在当时，反对其论点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还是有不少。比如，对于这种不假思索的思维和判断方法，中国学者黄伟力早在1997年就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撰文，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新意，他据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如果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经他的阐释，黑格尔的历史观平添了几分主观唯心论色彩。[37]确实，我们应该知晓福山提出这个命题的历史语境，福山“历史的终结”思想产生的根源为1989年这一特殊历史时刻。这一年东欧发生剧变，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迷。因此，彼时、彼语境，让这位年轻的政治学博士提出一种“盖世绝论”，这正是青年学者血气方刚的特征。但问题是福山没有可能看到历史的后续，包括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给“历史的终结”理论打了问号。到2018年的今天，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之命题已经过去26年了，在这26年中，“历史的终结”之命题饱受争议，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让福山处在争议的中心。既然西方自身的问题颇多，暴力现象频频，如何证明“西方的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具有宇宙化”的命题之合法性呢？

在黄伟力的观念中，历史的终结作为一个带有偏见的命题（也因此被我们认同为一个有着深厚的资本主义语境支撑的命题），它嫁接到我们的社会语境中来是不合适甚至无道理的。这种历史终结论论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值得警示：第一是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建构西方历史的观念正是源于古希腊的一种逻辑思维，而我们可以用成败萧何的成语来解构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第二是天下其实并无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文化是否处在顶点或者中期，甚至初期。如果世间有这把尺子，那肯定也是一把弯曲的尺子，一把可以按照不同政治面貌加以灵活应变的评价机制。就天下并无同一把尺子而言，历史的终结就其本身就存在谬误，或者说得更加难听一些，历史的终结是西方人的历史终结观。(www.daowen.com)

黄伟力和随后的刘小枫等学者同时指出，如果从横向地联系当今世界变化的现实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毕竟他的理论指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38]而且这个命题也携带可以让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光芒的可能性，因此，当时黄伟力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机遇”的新命题，认为正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给社会主义带来新的机遇，算是对此较早做出回应的一个（稍带激情主义的）中国化方案和对策。

刘小枫的观点发展了黄伟力对福山的抨击，并阐述了历史可能有不止两种甚至三种的解决方案（终结方案）的理念：第一种为西方的模式成为终结性的经验，第二种是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模式成为终结性的经验，第三种有可能既不是西方压倒东方，也不是东方压倒西方，而是两者同时并存于世，且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39]这种借助福山的观点，继而设想一种新颖的差异性方案的思想，其实是一种进化论和批评中建构的话语，即在没有全盘否定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历史如何进展”（隐喻地，也可以称为“历史如何终结”）的理论。如果刘小枫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东方读者认可的话，那么，在他的设想中，历史的终结就不再是一种线性论（遵循戏剧中开端、发展、冲突、高潮、解决、复归平静的戏剧性脉络），而是一种轮回的观念。

同样，当苏珊·桑格塔以电影的迷恋失落之现象，来推断整体电影的灰暗前景，则似乎也可以套用一种轮回的概念。苏珊·桑格塔暗中点明了电影这门年轻的第七艺术，走过百年旅程的一些抽象节点，如果概括之，无非是“从视觉到故事，再从故事到视觉”，在这样的阐述中，电影的百年历史形同生命的轮回，它远未走到终点，只是以一种消费心理的失去作为“超级英雄图像爆炸”的时代景观凸显的代价和“弥补”。电影远未终结，至少现在看还无比兴盛，甚至可以说在它的壮年时期。因此，电影在一些地方失去的美学，在另外一些地方肯定也会获得弥补。这就为电影也是一种轮回制造了逻辑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