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媒介和社会的关系（或者说艺术的生产、消费机制）研究，较流行的研究方法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方面可供借鉴的论述很多。十几年前，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2006）在其著作《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实践》（2006）中指出电影可以参与社会建构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构建的事实；法国电影符号学家麦茨关于电影作为想象的能指之分析更早，在1975年就完成了。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以下简称《想象的能指》）一书中，麦茨从精神分析或者符号学层面分析电影的复杂机制，提出电影是一种包括生产机器、消费机器和促销机器三部机器混合运作的整体观念。[4]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创作于1958年的《文化与社会》一书，论述了文化和新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共同经验的关系。[5]毋庸置疑，这些研究对我们展开电影机制和电影文化外延广泛性思考裨益良多。
中国网生代电影之所以被归类至特定类型，乃是它们曾经或者正在与互联网产生生产、消费和传播的关系。如在题材的层面上，《同桌的你》取材于高晓松创作的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同桌的你》。《分手大师》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在叙事的作者模式上，网生代电影或来自著名演员、网络名人（徐静蕾、赵薇）的参导，或来自专业学院（一种为电影学院导演系，一种为摄影系、美术广告等系科）导演的自编自导，或来自青年业余编剧，因此具有题材、故事和人物的特定性。可以说，它们来源的丰富性正是网生代电影生产、消费和传播模式丰富性的原因之一。这些网生代导演，他们身份的丰富性（如《心花路放》的导演宁浩和《老男孩猛龙过江》的导演肖画均为学院派的第二种类型，宁浩毕业于摄影系，肖画则为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广告系导演），成为其挑战传统电影体制、营造新银幕图像的一个契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新颖的夹杂在传统（甚至陈旧）和新颖中的影像表达。
网生代电影生产中题材和主题比较传统，往往集中在校园、青春、成长、爱情、友谊、集体生活、奋斗、追忆、死亡等领域，在类型上以公路片、喜剧片、青春片以及上述种种的混合为特色。就表面而言，这些题材——因为创作者普遍为身在都市的70、80甚至90后一代——无疑都是围绕当代年轻人或者曾经来都市奋斗的中年人表达自己梦想或者再现过去的生活经历而展开。比如宁浩的《心花路放》（2014）就聚焦婚姻失败以后的自我精神救赎和自我修复；俞白眉、邓超的《分手大师》（2013）讲述了恋爱进入沼泽地之后如何分手的种种方案；韩寒第一次导演的《后会无期》题材不俗，以西部作为东部的他者，进行了对当下生活浮世绘式的喜剧展现，其效果与其一贯出现的成名作家和社会公知形象相吻合，也与他之前的人气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等主题、题材一脉相承；张一白的《匆匆那年》（2014）依然以追忆为主题聚焦“爱情之殇”；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重新抒写了青春乌托邦；《煎饼侠》用了网络红人柳岩主演，也受到观众追捧。
笔者认为，网生代之所以获得票房成功，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些传统题材的叙事中夹杂的一些混杂性元素有关。比如《老男孩猛龙过江》杂糅了后台歌舞片与黑帮喜剧两大电影类型，电影化程度较高，在异国奋斗的模式中掺杂了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在叙事中掺杂了一个冲突的元素——逆袭。逆袭改变了个人奋斗的政治含义，以一败涂地而后生的“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的”成功，抵达了当代年轻人特别是下层青年的梦想表达。又如《心花路放》以公路片的叙事模式，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涉及了种种当下的社会景观和人性图谱（如离婚、精神焦虑、自暴自弃、广场舞、男男同性交往、旅游景点的演出秀之浮华景观）的杂糅性，其营造冲突的方式和格调在悲壮与戏谑之间徘徊；《分手大师》以喜剧的戏谑方式重构了恋爱寓言，中间也有煽情的、今人沉浸其间的桥段。(www.daowen.com)
这些电影出笼后，从票房的数据来看，非常成功，比如《心花路放》在2014年获得11.67亿的全国总票房，与当年全球热播的《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全国19亿票房、《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的10.46亿票房一起进入10亿元俱乐部。[6]
然而在这些网生代取得票房奇迹同时，媒体上关于网生代电影生产问题的批评也日益增多。这些关于批评的观点大多集中在网生代电影的叙事（大多关于冲突和事件的合法性）上。比如《小时代》中叙事碎片化与镜头语言过多表现不切实际的生活奢华和拜金主义。《左耳》中编剧陈腐的性别和社会阶层观念，比如酒吧女吧拉以生命为代价成为“他人”成长仪式的牺牲品。《分手大师》的男性至上主义和对女性性别的歧视性刻画，《煎饼侠》中以性感网络红人吸引观众眼球的媚俗化和色情倾向的生产。如此种种，一些学者甚至以盖棺论定的口吻批评：“（网生代电影）削弱叙事逻辑，降低文化视野，其对于社会真实内容的传递带有浮躁、肤浅的特征。”[7]
这些批评还衍生出以下的问题意识：网生代电影生产机制中有没有考虑社会图像转喻的典型性？这个问题的反面也可以是“网生代电影在叙事、题材和主题上是否是对社会现象的遮蔽”式的拷问。如果要批评网生代电影可以找到太多的证据，比如类似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电影，除了被认为人物病态、叙事浮躁、剧情碎片化、逻辑混乱，还有其引导的价值观严重背离社会现实等。特别是影片宣扬的拜金主义，被人诟病最多。电影充斥着主人公们奢华的、富二代式的生活方式（一部分学者指责电影就像时装秀）。这些奢华，仅仅是一小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生态（甚至潜射、暴露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渲染式表现，无疑充满了道德和伦理上的悖谬性。一个网友对《小时代》厌恶地评价：“如果说《小时代1》的讨厌之处尚且留存在郭敬明的极度自恋以及对于华服金钱的崇拜之外，《小时代2》则把上述元素无以复加的扩大化，而且衍生出了郭敬明内心极度的男权主义、女性下作的道德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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