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艺术项目的产生是“野台子”与戏剧舞台结缘联姻、糅合而成的混合体。其形式既遵循戏剧化的规程，又不失乡场表演的特色，侧重于故事情节的表达。

小炉匠肩担工具，叫喊着补锅，老太婆怀抱泥盆和便罐与之讨价还价。一男一女通过生活细节逗趣调笑，给观众以感官、视觉的刺激。应当指出，旧时的表演过于庸俗，是不健康的。新中国成立后予以内容翻新。1990年春节期间，城关镇表演这个节目时，改由一名女青年扮小炉匠，学雷锋做好事，义务上门修家电；一位退休老太太修理电吉他，围绕新时代的生活原型，构织情趣而挑逗取笑。既保持民间传统，又以高雅的新人新风给观众以启迪，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深受好评。

姜老背姜婆是由一名男生表演，老汉扮相，姜婆是用纸扎成的。姜老汉背着纸人走场做戏，主要表达老夫老妻相互体贴、眷恋的恩爱之情。在对民间艺术的改革中，城关镇对这个节目进行了大幅度创新，命名为《猪八戒背媳妇流产》。改由一名女青年表演，在她胸前系着猪八戒的上半身的道具，腰间扎着一个大围裙作掩饰，从围裙里露出两条假女人腿，表演者的腿脚穿着猪八戒的裤子和靴子。如此装饰使猪八戒背媳妇的形象非常逼真。另外配有8名少女伴舞，并播放录音伴唱，全由电声乐伴奏。改革后的节目演出效果十分成功，既宣传了计划生育，也强化了艺术感染力。

独杆轿是峄枣人民的独创，为鲁南大地的民间艺术特产。其表演形式很简便，一根两米长的竹竿，由两名轿夫扮相的人抬着，另由一位身穿官衣、头戴纱帽的“县太爷”骑马式平坐在竹竿上。随着竹竿的颤动，上下起伏，左右摇摆，三人互相配合而引人入胜。独杆轿的出现，始于清代，峄县的父母官张玉树，秉性正直、爱民如子、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因而深得民心。人们为了歌颂他，便创作出独杆轿，伴随着狮子龙灯等大队人马，到县衙门给张玉树拜年。后来逐渐演化，改变了主题。为了逗笑，加强效果，又把坐轿人改为“丑”扮，纱帽翅只用一支，而且坐轿人在表演中故弄玄虚，洋相百出。由于民间艺术的随心所欲化，坐轿人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多向性角色。(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前，峄枣地区几经战乱，形势多变，但以狮子龙灯为主体的民间艺术一直处于良性发展中。虽然也曾一度出现鱼龙混杂、良莠并存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反动的、低级趣味的糟粕“昙花一现”，却始终没有形成大气候。例如“推牌九”“鬼的架”等表演形式，尽管其立意是表现赌钱、推牌九带来的危害及好人战胜恶鬼，其结局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由于表演者热衷于在阴暗面上下力，过分渲染推牌九所造成的卖儿女、卖老婆、拼命、上吊等惨状及恶鬼的狂笑、凶狠的狰狞面目，因此造成了不良的效果，没能起到教化作用。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狮子龙灯总体活动中，从未出现过窃情骂俏、淫秽糜烂的场面。这是其他文艺形式无法相比的一大优点，充分体现了峄县民间的文明程度。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峄枣地区处于红白相间、犬牙交错或拉锯式的形势中，无疑造成了民间艺术内容的多样化及复杂性。但从整体上看，毕竟是宣传革命、鼓动抗日、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弘扬社会进步的内容占主流。当时以秧歌、高跷等形式演唱的《八路军实在好》《打鬼子保家乡》《汉奸不是人》《唱刘刚》《打峄县》《送郎参军》等节目，揭示了峄县人民爱党爱国的赤子之心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殷切之情。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峄县的民间艺术活动开拓出一片绿洲，涌现出《送公粮》《支前》《大生产》《参军光荣》《歌唱人民政府》等一批优秀节目。实践证明，在每个历史时期，民间艺术都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武器的作用。与此同时，狮子龙灯总体活动的艺术性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步步升华。

天下祥和，在于民乐。衣食住行及对物质的需求，不是人民生活的全部，人民的精神生活，尤其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也是不可或缺的。狮子龙灯民间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股支流，在鲁南大地上发扬光大，而且老幼咸宜，雅俗共赏。狮子龙灯作为一枝艺术之花，植根于民间，在民间飘香，潜移默化地促进着这一方人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陶冶着这一方人民的精神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