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兴“七彩人生”这个词，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到处可见。老了，老了，咱也要借用这个新词写写老伴和我的“七彩人生”，请您慢慢往下看来。

自1989年4月转院来到北京市工人疗养院已经三年多了，看来失掉的“半壁江山”（半身不遂）在我有生之年是难以“光复”了。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人，我尚能读书看报听广播，时而还复信写“文章”。真如苏东坡的诗所云：“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三年多来，我的老伴杨沙林既照顾家中老小，又要经常来院探视。至今由家来院，粗略统计往返约三百次之多，行程约有两万五千里。真是历尽严寒与酷暑，备尝艰辛和甘苦，三年“长征”两万五！

我计算着她来的日子，我盼望着，盼望着她的来临。她来时拎着大包小包，不仅带来我喜欢吃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难得的精神食粮：亲友的来信，我爱看的报纸杂志，我想读的……这些充实了我的生活，使我常常忘却了失掉“半壁江山”的苦痛。

她是我的第一读者，我把写好的散文或诗的初稿拿给她看，让她提意见修改。有时她认为可以寄往报刊发表，就帮我誊清在稿纸上寄出。有时她也兴致所至写篇散文或赋诗一首，给我看看，提点意见。仅仅这一年来，我们这样合作，慢慢地已经写成几十篇诗和散文了。

这情景不禁使我想起四十八年前初恋前的合作与我们相濡以沫的漫长一生。

1944年的春天，我被聘为西北大学著名的文艺社团“星社”的墙报主编。第一天走马上任，在热闹喧哗的办公室（即教室）里，“星社”社长领来一位身材不高，样子有些病弱的女同学对我说：“杨淑真（老伴原名），她是你的助手。”我抬头一看就说：“不必介绍了，我们同系同班。”

杨淑真是我们外国语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只不过她在英文组，我在俄文组，平常很少接触罢了。从此以后，我们课外策划每期的墙报内容，分头去各院系组稿；晚上在灯下一同阅读修改来稿。有时我俩自己写的稿子也互相传阅提意见，她的钢笔字写得好，经常要把一些稿件重抄一遍。

这样，我们渐渐接触多了，我发现在她纤弱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善良的心，蕴育着求索真理的炽烈热情。我们的心开始贴近了，思想感情的交融加深了。随即她也参加了秘密读书会“北方学社”，一同学习研讨马列主义书刊。在坚实的友情基础上我们相爱了。

这年冬天，我们接受了从延安来的“北方学社”领导人的意见，在西安的报纸上登了个启示，开个茶话会，举行个简单的结婚仪式，就把终生大事办了。12月2日晚，借用学校图书馆大厅，把桌子摆成“口”形，买了点水果糖，没有新衣新被，更没有添置任何新的日用品，我们就这样结婚了，开始了大学最后一年的共同生活。那天晚上气氛十分热闹，同学们唱歌跳舞，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欢笑声洋溢整个大厅。

这种形式在陕南是从来没有的，一下子轰动全校。第二天流言蜚语就传开了，说是“共产党那一套在西大吃香”，又说“外文系俄文组齐斌濡（我的原名）是中共地下党在西大的秘密电台台长”。

我们在校外住的房子，是“北方学社”好友何自勤（现名何冈）腾出的，离学校较远，地点很偏僻。后来真的成了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秘密集会的地方。1946年学运中的传单和《告各界同胞书》就是在我们这个“家”里秘密印刷的。

学运失败后大逮捕，我幸而在一位好心的教授掩护下逃离城固。我的爱妻杨淑真被传询，这时我们已经有了几个月的小女儿，由同学轮流看守。淑真被连续审问了一整天，问我的所做所为，问我的去向行踪，她一口咬定“不知道！”只好取保释放。她吃力地迈着疲倦的步子去寻找女儿，心里又惦记着我的安全。女儿不吃人家的奶，找到时已经饿得哇哇哭叫了一天。她听传言，说我在逃往宝鸡的公路上被捕，没有和其他被捕同学关在一起，被特务装进麻袋沉入汉江；又听说我走小路翻秦岭去了西安。她不知我的真实情况，惴惴不安地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好不容易逃往西安。我们在西安友人家里相会了，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哭了。这是我们共同生活以来她第一次哭。(www.daowen.com)

去延安的路那时不通，经地下党介绍去北平找朝华书店经理接头。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只通一段火车，还要走旱路。能抢上火车是很不容易的，幸而和同学搭伴，在他们帮助下把淑真和孩子“塞”进车厢，找了个座位。我和三个同学爬上车厢顶盖，车就开了。淑真挤在车厢里又要照顾孩子，又时时担心我在车顶上的安全。我们虽近在咫尺，却无法互相关照。事后她告诉我，每当火车通过隧道时她都担惊受怕，怕我被山洞洞顶碰撞下去粉身碎骨！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完整无损”地回到北平。

当我送她和孩子回到她自己的家时，见到她的父母都已年迈多病无人照看，生活没有保障，父亲失业，家无隔夜粮，还有一个孤寡的姐姐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在贫困中挣扎。这时我们简直难以启齿说出原计划“把不满周岁的孩子交给老人抚养”。是她，我的爱妻提出留在当地中学教书，抚养老小，支持我先去解放区。就这样我俩一别三年，音讯隔断，她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在荒凉的小镇中挣扎。这三年我却逃脱了特务的通缉，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大家庭里。

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给我们带来夫妻重逢，家庭团聚。1949年年初当我找到她母女接来北平时，她也很想做播音员。她口齿清晰，文学底子厚，有表演才能，本来是可以做播音工作的，当时又正缺播音员。是我坚持不让她干，理由是考虑夫妻在一个小单位工作不合适。这样她就放弃了个人爱好，从头学起，全心全意地一生从事了图书资料事业。

我在话筒前工作需要投入全部思想感情，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那时都是直播或现场播音），是她，我的好妻子几十年来为我操劳，分担了多少家务！我经常上早班，无论多么早，她都要起来为我准备早餐，她说：“多少吃点，对发音有好处。”我时而上晚班，不管多晚，她都为我备好夜宵，等我回家才休息。每次录音，只要时间许可，我都要在家中试录，请她提意见，她是我的第一听众；每次朗诵，上台前我都要在家里排练，叫她挑毛病，她是我的第一观众。

我是历次运动的“运动员”，每当运动中我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整得思想不通时，她总是说：“对这种跳梁小丑不值得理会，不做亏心事，哪怕鬼纠缠。忠诚于党的事业，自己问心无愧就是了。”

“文革”中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和各类帽子铺天盖地扣在我头上，我回到家里常常怔怔地站在窗前一言不发。她无论远去干校或近在家中都时时挂念着我，唯恐我一时想不通走上绝路。她经常对我说：“要相信党，一切都会过去的，坏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是她，我的好伴侣（虽然她也受了冲击）伴我、帮我熬过“文革”，使我能活下来又为党做了点工作。

如今我失掉“半壁江山”仍然能写是福，这福是她给予我的。又是她，我的老伴，伴我、帮我战胜病痛，不停地写。我写，她也写，我们又回到四十八年前大学时代初恋前的合作了。我们恢复了青春年华！

生命之树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常青的。真诚的爱对我们是永生的。

上面就是老伴和我的“七彩人生”，愿七彩人生不仅属于中、青年人，也属于老年人。

1992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