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可贵的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

我的回答是：世上最可贵的是友情，尤其是大学时代结下的友情。

没有友情，生命之树不会常青。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孤家寡人唯我独尊，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我住北京市工人疗养院三年多，半身瘫痪后又摔断四根肋骨，摔不死，是友情给予我力量；心肌梗塞呼吸停断闷不死，是友情把我从死亡线上招回。每接到远方友人一封来信，常使人浮想联翩；每接待一次本市或外地友人前来探视，常使我激动不已。

最近，从6月10日起，一连三天都有友人叩开病房的门。天是这样的热，路是这样的远，他们的探视给我带来欢乐，但也让我心中十分不安。

6月10日，去年此时曾来探视的同窗挚友，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李振林和屈峻岭又来了。他们也老了，身体也不太好，现在都已离休。四十多年前大学时代，振林是我们秘密读书会“北方学社”的发起人，峻岭是西北大学大型文艺团体“星社”的社长，我是“星社”壁报的主编。当年他们风华正茂，为人正直热情，深受同学的拥戴。我和峻岭同班，振林比我们高一班，也是外文系俄文组的。我们互相砥砺攻读俄文，研究翻译苏联文艺作品，向往着北方——延安。以后我们先后投奔解放区，各在不同岗位上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都在北京工作，见面聚会。

他们一直从事俄文编译工作。这次来，振林说他正在研究“苏联解体问题”。峻岭被聘为某公司的俄语翻译，每天上班挤车，路又远，实在辛苦，都累瘦了。我们劝他不要干这种差事，岁数大了，不服老不行。我告诫他们：“我就是前车之鉴！”

他们说看来你气色不错，不像久病的样子，有进步。我说病了几年了，不求有多大的进步了。现在我还能读书看报写文章，能写就是福啊！我把前两天的“作品”拿给他们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我写文章不是为了公开发表，只是为了给亲友们看看）。多年的友情沟通了我们的心，我用“心”写的小小文章在他们的心中“发表”了！我怎能不高兴。

6月11日下午，我正坐在沙发上，膝头放块板垫着专心一意地修改稿子。忽然工疗的陈主任推门探头说：“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谁？”随后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女同志。我一看就脱口而出：“张琳！”

“想不到你还认识我，反应挺快！”

“怎么会不认识？你一点也不显老，还是和当年演繁漪时一样年轻漂亮！”(www.daowen.com)

“听说你住在这里，早就想来看你，可我住东便门，离这里太远了。今天政协在附近开会，我就搭车来看老朋友了。”

四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张琳，当年是西北大学“新生剧团”的台柱，我是个不起眼的演员。我们同台演出过《雷雨》。

我从退出市政协以后就没有见过她，她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好，能看、能说、能写。”我知道这话不是有意安慰我，在老朋友中，我当年演的鲁大海形象还没有倒下去，我暗暗高兴。

“黄定好吗？还唱京剧吗？”

“70岁了，身体也不行了，肺心病。儿女都不在跟前，家中我是壮劳力，每天骑着车子到处跑！”

黄定是她的老伴，我说：“老伴中有一个能行动就是福啊，代我向黄定问好，谢谢你来看我，多多保重！”

6月12日傍晚，从福建来京参加翻译工作者协会代表会议的老友许崇信，抽会议空闲，由屈洪引路前来探视。他身体很好，红光满面。七十有三，脸上很少皱纹，我和屈洪年纪比他小，自愧不如。当年他在西北大学俄文系毕业前夕，把地下党保存在他手中的马列主义书籍留给我们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如今见到年迈老友身体这样好，译著、教学成绩卓著，心中非常高兴。只是匆匆晤谈，未能尽兴，他们要赶末班车回招待所。

送他们出大门去车站的路上，我问崇信：“你那七个儿子都长大工作了吧？”他笑笑说：“你还记得我有七个秃瓢啊！早都工作了。”“怎么会不记得，那年我去福建大学你的教授之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你有几乎一个班的‘家庭保镖’啊！”

屈洪在一旁插话：“老齐，你那能写是什么福啊！人家子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才是最大的福呢！我和老齐这辈子享不上这份福喽！”说罢哈哈大笑，我俩也随着笑起来。

末班车来了，我们就在一片欢笑声中握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