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挚友峻岭知我喜欢登山，今年元旦来疗养院探视，给我送来四期登山协会主办的刊物《山野》。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放下正在阅读的巴金《随想录》，每天在规定的读书看报时间，开始逐篇阅读《山野》。

《山野》吹来清新的春风，唤起我对登山的回忆。我不是登山运动员，但我喜欢登山，赞美那些不畏艰险的登山健儿。

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时，常与同学爬香山“鬼见愁”。那时爬山只是健体强身的一种游戏。

说起正式登山，还要从送来《山野》的老友峻岭谈起。峻岭姓屈，现名屈洪，是西北大学外文系我的同班同学。人如其名，他一生喜欢高山峻岭。当年西北大学在陕西城固，北有秦岭，南有巴山。入学时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喜欢什么运动。我说：“我喜欢打排球，爬高山。”他哈哈大笑说：“登高望远，不谋而合。等到暑假，咱们一块去领略下秦岭、巴山的风光。”

两个暑假过去了，为了挣点钱准备爬山时用，我们利用假期忙着给学校刻印讲义，或到中学代课。终于在第三个暑假，我们实现了爬巴山的愿望。我俩又约了两个同学，一行四人向巴山进发。一路上说说笑笑，不知不觉走到巴山脚下一个小村庄。天已傍晚，我们住在老乡家，打听爬山的路线。一位年迈的老大爷对我们说：“山路难走啊！你们这身子骨不行，吃不消啊！再说你们也没带猎枪，碰到狼咋办？”老大爷的话引起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有的人发怵了，说这是冒险，想打退堂鼓；有的人坚决主张继续前进，明早登山。

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想要后退者终于被说服。我们准备了木棍和手电来防狼，老大爷非要送给我们十斤大米，说带上有用。我们一定要按价付钱，推让了半天老大爷才把钱收下了。

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们拜别了老大爷，离开小村庄，顺着一条隐约可见的羊肠小路，穿过密丛丛的森林，向着巴山山顶攀登。一路上只见到三五成群的背着盐巴的人，他们翻过巴山，卖掉盐巴挣点钱。听说从这里通往四川最近，又没有税卡，他们经常往返，踩出了这条小路。

快到山顶时，天已经黑了，远处有狼嚎声。我们加快了脚步，打着手电，吃力地来了一番“冲刺”。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发现山顶上竟然有一间茅草棚，闪出一星油灯的光。进去一看，那些背盐巴的人都在里面，围着一堆柴火休息。火堆上方用铁链吊着一口铁锅，锅里的开水冒起团团热气。有一个老妇人已在招呼大家喝水，人们见我们进去，赶忙让座送水，非常热情。

交谈起来，才知道这里是他们歇脚住宿的地方。他们亲切地称呼老妇人“我们的山婆婆”。她孤零零一个人守着这个茅草棚，好像开了一座“客店”。每天夜里都有人投宿。她如同他们的老妈妈，热心招呼他们的吃睡。第二天“客人”走时，留下一些盐巴或肉菜、粮食等物，就算付给她“店费”。

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山脚下的老大爷让我们背上十斤大米爬山了。

山婆婆靠翻过巴山顶的人生活，爬山的人在她那里找到宿处，消除疲劳。她不要钱，钱对她没有一点用。

第二天清晨，我们把十斤大米交给“我们的山婆婆”，对她的热情款待一再道谢。走出好远，我们还望见停立山顶的山婆婆向两边山下频频招手，灰白的头发在晨风中飘扬。(www.daowen.com)

这是我大学时代难忘的一次登山。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没有一点诗情画意，也没有“一览众山小”的兴致。只有巴山顶上山婆婆，天天爬山的汗流浃背的背盐者的行列，质朴热情，巴山脚下的农村老大爷给我留下一生中难忘的印象。

战争年代，除行军外，没有时间爬山。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早班晚班，坚守岗位，也很少有时间爬山。但我有过广播我国登山健儿创世界纪录的欢乐。1960年5月25日早晨6点30分，我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首先播出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峰顶的喜讯，热情赞美我国登山健儿的举世瞩目的壮举。

至于我在北京爬山也有一次。那是“文革”刚开始，一个星期日，我们全家三口人，一早就搭上开往香山的头班车去爬“鬼见愁”。女儿跑在最前面，我们几乎没有歇一歇就爬到了山顶。山虽不高，但站在山顶四处遥望，仍有登高望远，心境开阔之感。我顺风高声呼喊：“鬼见愁，人不愁！”山野也轰鸣回答：“鬼见愁，人不愁！”

难得的一次登山活动磨炼了我的意志，我以“人不愁”的豁达心境迎接了长达十年的“鬼见愁”的劫难。

电台被军管以后，1975年我被调到广播学院教书。这一来，我反倒自由了。我带着工农兵学员来到安徽省歙县，和广播站的播音员合伙“写书”。我们完成了初稿，站长大发慈悲，让我们全体人员去黄山散散心。

于是，我于1975年夏有幸登上黄山。黄山风光之秀丽，景色之迷人，仅用“心旷神怡”四个字还不足以表述我当时的心情。

遗憾的是我没有登上天都峰顶，攀上天都峰顶要通过险峻的“鲫鱼背”，上面虽有铁链防护，但仍很危险。同学们一致决定不许我这个年近六旬的人攀登。一个从大庆来的学员恳切地劝我说：“这些年的磨难你都过来了，如果‘报销’在这里可不值得，还是算了吧！”于是，我做了一次“胆小鬼”。黄山之游，我未能登临绝顶，享有“俯视天目松”的乐趣。只有远远地望着青年们在天都峰顶向我招手，“望山兴叹”而已。

登泰山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我在山东省台短训班讲完课。和省、台的同志们一起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只在南天门休息了一次就登上泰山顶峰。当时天色已晚，在山顶上旅舍住宿一夜，准备翌日看日出。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爬上山顶最大的石块，站在高处，遥望东方，等待日出。这时云雾飘渺，云层厚厚的，人们都说今天很难看到日出了，纷纷离去。我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等待着……突然，一轮红日冲破云层冉冉升起，一会儿功夫就光芒四射。泰山的形象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更加雄伟壮丽。太阳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正如高尔基在散文诗《海燕》中说的：“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四人帮”垮台后，我有两次登庐山的机会都放弃了，我不愿意以“休养”为名去庐山。我要争取这次病好后，以“登山爱好者”的姿态攀登庐山，去看看庐山的真面目。

1992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