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5日上午10时，中国广播工作者访苏代表团所乘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徐徐降落。团长温济泽在最前面走下舷梯，团员鱼贯而下。刚刚站稳，前面的人正同苏联广播局的领导人一一握手问好，忽听欢迎行列中传出一句：“Кто диктор？”（谁是播音员？）声音清脆悦耳，一连问了两三声。握手的次序挨到我时，和我握手的像是位领导干部，我一边和他握手问好，一边小声地有礼貌地用俄语对他说：“Я диктор.”（我是播音员。）他高兴地说：“Здесь，Здесь！”（在这里！）说着他从身后的人群中拉出一位身材修长、40来岁的漂亮的俄罗斯妇女介绍说：“她正在找同行呢，她也是播音员，奥尔迦·维索茨卡雅。”她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把我拉出行列，说了一段话。她说得太快，我不能完全听懂。大意是说早就听说北京有播音员要来，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交流一下工作经验。我说，在中国就读到了关于介绍你的文章，早就熟悉了你的名字，这次是来向你和你的同志们学习的。

这样，一下飞机我就见到了久已闻名人称“黎明”的奥尔迦·维索茨卡雅。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和列维丹，托别士等著名播音员都是见一两次面、通过翻译谈一两次话就中止了。唯有奥尔迦经常陪着我们，有时参观游览，她就带着她的小女儿一同来，直接用俄语对话；有时宴会，她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谈话最多，我的俄语口语不太灵光，但她能凑合听懂，我也能明白她讲的大意。

于是，我知道人们所以叫她“黎明”，是因为她参加工作以来经常上早班，每天早晨六点钟，苏联国歌之后，就是她向听众最先说出每天的问候：“早安，同志们”，她爱好体育、音乐和文学，她指挥早操，发出“少先队起床号”，报告早新闻……整个清晨都是她“统治”着。她说，她从20岁开始在话筒前工作，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她越来越觉得这个职业并不像她最初想的那么容易，而是感到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

她说：“播音员的责任是要找到通达人们心灵的最短道路。”

我说：“你的这句话和你对播音工作的事业心在中国播音员中影响很大。在中国，现在很少有人把这个工作看作青春职业了。”

她说：“要找到通达人们心灵的最短道路并不容易，永远不要忘记接近、了解、热爱你的听众。”(www.daowen.com)

她说她为了深入煤矿，去年放弃夏季休假，和她的做建筑师的爱人出差到顿巴斯，访问了煤矿工人家庭，和许多工人谈了话。

探寻通达人们心灵的最短道路，一直成了我在话筒前追求的目标。

飞机离开莫斯科起飞了，奥尔迦·维索茨卡雅仍在欢送的人群中不停地挥动着手帕。

写到这里，耳边又响起苏联国歌，随后是悦耳的女声：“Доброе утро！Товарищи！”（早安，同志们！）

莫斯科的黎明又来到我的心中……

199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