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话筒前从事广播工作几十年，广播架起一座友谊长桥，使我结识了祖国各地的听众朋友。我和92岁的“广播之友”在北京的会见，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我的一本杂记本中，有一处抄有“1985年5月15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齐越同志：我从兰州来，我叫赵子明。大概1952年在府右街（按：应为西长安街）见过面，还开了个小会。我是广播爱好者，年已92岁，很想见见面，万望勿却。”这张便条抄件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是七年前的一个星期日，我陪上海来京的堂弟外出，却让这位兰州来的老人扑了个空，内心深感不安。正好第二天我没有课，决定照他留的地址前去拜访。心里琢磨着，送点什么给这位老人做纪念呢？找来找去，找到我保存的无锡特产泥人——老寿星和近期的《广播之友报》送他，报上刚好登有我的文章《听众是我的良师益友》，以此谨祝这位广播结缘、千里相会的老听众健康长寿。

1985年5月16日上午9时，我在中关村王森家见到了赵子明同志。

当我把“老寿星”送给他，祝他健康长寿时，他哈哈笑着说：“想不到我蹲了十六年国民党监狱，还能活到92岁，真成了个老寿星了。我有五男三女，我的女儿今年都71岁了。”

我说：“见到您非常高兴，您是我见到的最老的听众了。”

他说他是个广播迷，三十多年前他在北京，一天也离不开广播。“你们的名字我都熟悉，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1952年，电台在西长安街时，召开过听众座谈会，他去参加了，从此见了一面。他现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他说：“我们还是天天在广播里见面的，怎么这几年听不见你广播了？”

“我从1975年就调到广播学院了。”

“我说呢，我和家人说，这次去北京，一定要找找广播中失踪的朋友，我认识中央台的张逸卿，是向她打听到你的住处的。”

“谢谢！我很留恋话筒。我是被‘四人帮’调离话筒的。”(www.daowen.com)

这位1932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感慨地说：“广播工作太重要了。‘四人帮’垮台了，你怎么还不回电台呀？”

“年岁大了，留在二线满好的，教教课，也不必天天顶班。”

赵老恳切地重复一遍说：“广播工作太重要了。播音员是电台的窗口，就像演员一样，再好的剧本，没有演员也不行。你的责任重大呀！要多培养年轻的高质量的播音员啊！”

这些年来，九旬老人的几句话经常响在我的耳边。我虽然离开话筒，但在从事播音教学的工作岗位上，我更深地领会了这位“广播之友”的忠告：一定要全面地提高播音员的素质！

向他告辞时，我一再表示：“谢谢你专程来我家看我，这么大年纪让您白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他深情地说：“我坚持听广播几十年了，我们是老朋友了。”顿了一顿，他又风趣地说：“过去八国联军都进北京了，咱还不知道呢！现在，没起床，天下大事就知道了。”说罢，赵老爽朗地哈哈大笑。

此后，我又陪中央电台《广播之友报》记者白谦诚去采访赵老，专门征求他对广播的意见。白谦诚写了《九旬老人话广播》一文，刊登在《广播之友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