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朋友们！这次我想跟你们谈谈播音员和听众的关系。

我是这样认识的：听众是我的宣传对象、服务对象，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播音中稍有懈怠或失误，他们就立刻来信提醒我，给予热情的关怀或严肃的批评；我在播音中略有进步，他们就立即来信鼓励。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断明确和解决思想、业务中的问题，坚定事业心，增强责任感。

进城以后，我见到的第一位听众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前，她长期在上海秘密抄收延安台的广播，交给地下党组织印发。一见面她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是你们把党中央的声音传播给我们。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紧张工作的时刻，我就盼望着将来有一天能见见你们，向你们道一声‘辛苦’……”

她的话像重锤敲击着我的心，使我愧悔难当，无地自容。就在不久前由于我不安心工作，在播音中发生一起重大差错。这是听众——我的老师进城后给我上的永生难忘的第一课。从此，我决心在话筒前干一辈子。

当我自满自足的时候，是听众指出了我的不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热心的听众来信说：“我很喜欢听齐越播送的政论、声明一类的节目，他的播音能表现我们国家的伟大气魄。但齐越同志播别的（如谈话、通讯、文学性的）稿件就似嫌逊色了，主要是播什么也是一个‘味儿’。播音员应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不善于区别处理不同的稿件便有点美中不足了。因此，希望齐越同志对稿件，尤其是抒情稿件播得再准确，再美一些。”

这位老师的意见提得多么中肯而及时啊！从此，我明确了自己业务上的缺欠，在播音实践中努力向“多面手”发展。(www.daowen.com)

5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我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深入群众，片面追求语言艺术，对于播新闻性节目不感兴趣，受到听众来信批评：“我常听广播，无形中和你交上了朋友，你播报告新闻有个特点，就是善于结合新闻内容，声音里充满感情，可以强烈地感染听众。不知为什么近来这个特点消失了，恕我直言，甚至有时给人以无精打采的感觉。”

这位老师直言不讳，对症下药，给我送来一副“清醒剂”，使我端正了创作方向。

听众的来信是送上门来的老师。凡是听众寄给我的信，我都认真阅读，一一复信。只要有机会就登门拜访，当面求教。1984年春天，我去南京、上海时就会见了通信多年而没有见过面的听众朋友。三十多年来，我和不少听众成为知心朋友。其中有多年保持联系的老听众，也有80年代新结识的青年朋友。

“文革”中，有的听众朋友甚至因为和我通过信而受到株连。当他们一听到我播音，就立即来信问候，重又恢复联系。1979年哈尔滨市的一位老听众来信说：“……听到了你的播音，非常高兴，高兴极了！我们共同感谢党中央。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多活几年，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多奋斗几年！”

敬爱的听众——我的老师：我深深地感谢你们了！让我们用《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同志的话共勉吧：“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无限长久。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