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播音工作第一线有八年了，没有什么发言权。记得八年前，还在第一线的时候，播音部让我到编辑部门征求意见。当时，编辑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其中一条是：无论什么样的节目内容，什么样的节目形式，要找到切合这种节目内容、形式的表达方式，这应当是播音员的基本功。这句话我一直念念不忘，这是对播音员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

从听研会上播放的节目可以感觉到，在播音方面大家力求突破，有所创新，这种精神是很好的。尤其是当前编辑同志在努力使广播稿件口语化，这更要求播音员在播音方面能够适应广播语言的改革。我认为广播语言是服务于听众的一种工具，广播工作者应当掌握好这一工具。如果广播不用通俗口语，会妨碍听众接受广播的内容，减少感染力。

广播语言是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的好坏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语言要与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如果仅仅是耍嘴皮子，可以说是没有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把思想、感情、语言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节目播出来才是有骨有肉的。两年前，我在河南与农民座谈，农民说，有的播音听起来没有骨头，不爱听，他们爱听有骨有肉的，就是要求思想、感情、语言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光耍嘴皮子，就是没有骨头的播音。播音运用有声语言不单纯是个技巧问题。播先进人物事迹，如果播音员与先进人物没有共同的感受，不是同呼吸，共命运，不是真正“有动于衷”、真正动心，如果没有被先进人物的思想行为所感动的话，你无论如何是感动不了听众的。就算你在语言、声音上下多大功夫，也感染不了听众。如果是故作姿态，只能使听众感到矫揉造作，本来是令人很难过的，听了反而会感到可笑，收到相反的效果。语言如果不从内容出发，紧密地与思想、感情结合起来，那很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所以，播先进人物事迹，播音员首先要向先进人物学习，被他的思想、感情所感染，与他的思想、感情融合为一体，想他所想，急他所急，爱他所爱，憎他所憎。这样，你在语言上替先进人物讲话，才是由衷的，才能深入他心里去，讲出他的心里话。所以，播音员运用语言技巧的时候，不要忘记和语言血肉相连的思想感情，要准确、鲜明、生动地表情达意。如果忘记这个目的，语言技巧再高明，也是不能感染人、打动人的。我认为，播音既要在总体上把握准全篇的基调，又要播一句，是一句，也就是播出这一句话来，在你脑子里得明确要表达什么。这一句和另一句之间是有机地、逻辑地联系起来的，就如同我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以贯通的。编辑和记者进行很多艰苦劳动、采访、写稿，反复加工，最后由播音员播出。播音这一环节，如果不能从稿件的内容、形式出发，使表达方式非常贴切地符合稿件的内容和形式，那么，就可能使编辑和记者的劳动白费了，可能达不到预期的宣传效果。(www.daowen.com)

我认为，播音的环节不是随意性的，不是你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就创造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风格要符合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具体稿件要具体分析，要有不同的声音技巧的运用。某些技巧运用在这类稿件上是适合的，运用到那类稿件上可能就不适合。我播真人真事稿件，向来不用夸张的戏剧性手法，这也许是我自己的一条戒律。刚才谢文清同志讲了写作语言上的滥用，现在也有一种声音上滥用的倾向。去年我看到节目报上刊登了两位听众对一位记者提的意见，说这位记者在一个录音访问节目里，说话当中老是夹着“这个”“这个”的字眼。他们计算了一下，在一次节目里有十几个“这个”的语病。这位记者同志态度非常好，他在节目报上表示诚恳接受听众的意见。他又听了一遍这个节目里的录音，的确是这样。于是把“这个”都剪掉了，然后重播。我们的记者，现场采访时，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语病，“哼”“哈”太多了，用滥了，也不好。这里，我想到播音员同志，如果滥用了口语，听众听了就烦了。广播语言不等同于日常生活的口语，广播语言应当比日常生活的口语更高，应当来源于生活，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无论是记者讲话，还是播音员讲话，都应当是这样的标准，不能一味向生活靠拢，与生活一样。这种情况在广播中出现，听众不一定欢迎。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也不喜欢听“哼哼哈哈”，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和一位同志当面讲过，我说你的笑声用得太多了。今天播放的这个节目里，我统计了一下，有十八次笑声。笑声也不是说不能有，但必须笑得是地方，恰如其分地出现，会使人感到亲切、自然。用得多了，无论什么地方都笑，你觉得可笑，可听的人并不觉得可笑。用多了会干扰表情达意，产生不好的效果。我没有准备，就说这些，请同志们多多指正。

（1984年在中央台第四次收听研究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