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广播节目的产生到播出，是编辑、记者、播音员、录音员、机务员等共同劳动的成果。其中，编播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近两年去各地广播电台实习的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的同学，在这方面深有体会。翻阅他们的《实习小结》，有这样一些记载：

“编辑是我的亲密战友。在准备稿件的过程中，对内容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就请教编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稿件理解得更深刻，播起来更加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编辑是播音创作中的合作者。在试播或录音过程中，编辑经常给我启发，使我对稿件内容正确理解，准确表达。”

“编辑是我的第一批听众。他们听了我的录音，经常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有时我把节目重录一遍，尽可能提高播出质量。”

“在实习中，我有时参加一些编辑工作，有时随记者采访，也练习写写稿。这使我尝到了做编辑、记者的甘苦。一个节目或一篇稿件是他们辛勤劳动的产物。尊重他人的劳动，就要全力以赴播好每一篇稿件。”

编采专业的同学，也在实习中体会到与播音员合作的重要作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编播之间互知甘苦，彼此尊重，相互帮助，密切合作，本来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好传统。回忆我们进城以前，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编辑部和播音组分隔两地，最近时相距几里，最远时相距几十里，但山高水深挡不住编播之间的密切联系，每天除互通电话外，还由送稿的通讯员传递着往来书信。那时陕北台编辑部负责人温济泽同志非常关心播音工作，他每天都看播音登记表和监听意见，还经常收听广播。凡是编辑需要知道的中央指示和宣传精神，他都及时传达给播音员；对于播音员提出的工作中或学习中的问题，他都一一解答，亲自处理。

有两件小事至今难忘。1948年电台在平山时期，编播相距几十里。那时播音用的表走时不太准确，向温济泽同志反映后，他立即汇报廖承志和梅益同志设法解决。几天以后就借到一只走时准确的表送来播音组。那时编辑用的稿纸正面光亮，反面粗糙。用有光一面写稿，在灯下播稿时反光晃眼，有碍播音。播音员对此提了意见，第二天温济泽同志就复信播音组说：接受你们的意见，不要用稿纸有光一面写稿事，已告诉部里各同志了。从此，编辑都把稿纸翻过来使用。

至于编辑对播音的意见，除随时打电话告知外，每天还随稿件送来前一天的收听意见。意见中不仅登记播出差错，还有对字音不准、断句不当的纠正，对文章播法、发声方法等的评述和探讨。下面是从仅存的一点资料中摘录的几条编辑收听意见：(www.daowen.com)

“孟启予播评述山东蒋军罪行，播得很好。列举罪行时非常沉痛愤慨，评论时理直气壮。钱家楣播的通讯好，对话语气够味，播活捉敌军官刘英时，刘英说‘有匪无我，有我无匪’，讥讽味很足。播刘英被捉时说‘我就是刘英’应颤抖着说出，表示恐惧。”（1947年11月24日）

“供‘应’，不能念成供‘英’，要读第四声。‘冀东各县人民地方武装’，‘冀东各县’应连在一起念。”（1948年2月4日）

“播记录新闻的新同志口齿尚清楚，唯听来精神过分紧张（喉部像有颤音），希望自然些，别怕！”（1948年3月8日）

“丁、齐、孟、柏诸同志声音很强，虽有干扰，也可以听清楚。有个别同志声音很弱，一有干扰，声音便被压住。这可能是发声方法问题。一种是把声音吐出口腔以外，故声音强；一种是把声音限制在口腔里，吐不出来，故声音弱。是否如此请研究。”（日期不详）

过去，编播之间山水相隔，联系尚且如此密切；现在，近在咫尺，应该比那时候更密切合作才是。然而，无须讳言，由于“四人帮”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有些地方编播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有的楼上楼下，如海角天涯；有的一墙之隔，常视同路人；有的对门相望，竟各行其是；有的同坐一室而互不讲话。甚至还有重编轻播、编播严重脱节的现象，甚有碍于广播质量的提高。

殷切期望广播电台领导同志对编播人员一视同仁，既抓编，又抓播，让大家都本着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团结合作，亲如一家，为共同提高广播节目质量，发挥更大的创造性。

（1980年《新闻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