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是先进的，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唐代所确立的制度文明，包括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田制和税制，为周边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所欣赏、羡慕、学习和模仿。中国制度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中国文化对东方文明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被影响国家的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最早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唐代的先进制度，确立适应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制度。这次革新从公元650年（大化元年）开始，到701年（大宝元年）颁布《大宝律令》才告完成。大化革新所确立的各项制度，明显地受到唐代法令、制度的巨大影。

在官制方向，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设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相当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中央设有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也采纳了唐朝的三省八部制而又有改进。此外，大纳言、弹正台、五卫府、国司、郡司等，都直接根据唐制移植到日本。地方官员如国司、郡司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教育制度方面，早在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王仁到日本，带去《论语》等著作，入日本宫廷为汉学教师，日本古代比较正规的宫廷教育由此兴起。但比较完整的学制，形成于大化革新时期。大中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后，始设大学于京都，隶属于式部，入学者称博士学生；国有国学，隶属于国司。大学内设明经道和纪传道等课程，教育内容从汉文书籍如《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周易》、《论语》、《文选》、《史记》、《汉书》等为主。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后，汉文教育曾趋衰落，但在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8年），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对日本教育仍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中古时代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议（议亲、故、贤、能、功、贵）八虐（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均由唐代的五刑、八议、十恶蜕化而来，不过较为简约。

大化革新所确立的田制与税制，也力效唐制，规定全国土地为天皇（国家）公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纳稻米；庸为徭役，调为贡物，一般交纳绢布。

日本中古时代的礼制，也仿唐制。嵯峨天皇在公元818年下诏说，“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

古代朝鲜的制度，也深受中国制度文明的影响。早在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公元6世纪，百济曾派人见梁武帝，请求梁朝派遣讲授《三礼》、《毛诗》的博士。唐时，这三个国家更加主动地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公元648年，新罗女王真德派子文王、侄春秋来中国，“请改章服，从中国制。”来唐的朝鲜留学生也络绎不绝。仅在840年，新罗在唐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10世纪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在各方面都积极吸收中国唐、宋时代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罗也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等。高丽时期，确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机关的核心是三省，即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和三司，执行机关为六部，即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地方行政为道、府、郡、县四级制，分别以按察使、府使、郡守、县令为各级地方官。这套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同于唐制。(www.daowen.com)

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纪时，高句丽就设太学，教贵族子弟学汉字和懦家经典。公元682年，新罗在首都设立国学。高丽王朝时期（公元918—1392年），儒学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基本的教育制度。公元930年，太祖王建在西京创立学校，设立学博士，实施儒家教育。958年，王建采纳留居朝鲜的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的建议，开科取士，施行科举制度。此后数百年，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992年，高丽又在首都开京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1109年，又扩充国子监，设立7个专业。1392年李朝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高丽时的教育制度。

朝鲜封建社会的田制和税制，也深受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影响。公元722年，新罗对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实行丁田制（以丁授田）和租庸调制。高丽立国后，竭力加强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用法律固定下来，于926年起实行田柴科制度，对全部耕地和山林进行登记，统一规定了各级官员和其他吏员的收租权，也规定了授予每个服兵役者的府兵团为十五结（三十三步见方为一结）。

越南中古时代的许多制度，也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中国制度文明对中古越南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越南北方地区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郡县，也不无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中，对越南影响很深的一项，是科举制度。早在唐代，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士人就已参加唐王朝举行科举考试。安南士人姜公辅不仅高中进士，而且官拜宰相。越南建国独立后，李朝于大宁四年（公元1075年）首次开科取士。陈朝（公元1010—1225年）时，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215年间开科14次，共取士337名；到1247年开第三科时，设状元、榜眼、探花为一至三名。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发展，陈朝还设立了国子监、国学院、太学等中央学堂。陈太宗元丰三年（公元1253年），国学院建成，皇帝亲自诏天下学者入国学院讲五经四书。百官子弟只有通过学校、科举，才能考入仕途。后黎朝时，越南的科举制度臻于极盛。黎圣宗时（公元1460—1497年），于1463年定三年大比之制，颁布乡试、会试条例，1472年定会试当年立进士题碑之制，1484年改状元、榜眼、探花为进士及第，正榜为进士出身，附榜为同进士出生。后黎朝360年间（公元1428—1789年），开科129次，取士1936人。1802年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建立后，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并且在考试中引入八股文，1919年，在越南古都顺化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越南中古时代的官制，也明显地受到中国宋代以后的官制的影响。前黎朝（公元980—1009年）应天十三年（公元1006年），已按宋相的典章制度，制定了文武官制，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必须着朝服。李朝时，模仿宋制，官设九品，中央设文武大臣，文官以辅国太尉（即宰相）为首，武官以枢密使为首，其他内外文武官员有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金吾、领兵使等。陈朝的官制也模仿宋朝。后黎朝（公元1428—1789年）的官制，则仿效中国明朝的制度。中央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设尚书、左右侍郎；废除宰相一职，由皇帝独揽大权。阮朝建立后，基本上因袭了后黎朝的官制。

越南封建社会的法律，也直接受到中国封建法典的影响。李朝时制订的越南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已亡佚，陈朝编制的《刑书》今也不全。后黎朝在1483年颁布的——《洪德法典》，有条文271条、包括有民法、刑法等。这部法典很受《大明律》的影响。阮朝在1815年颁布的《皇朝律例》（即《嘉隆法典》），实际上几乎是《大清律例》的翻版。

越南中古时代的兵制，也学中国。李朝和陈朝都把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和地方军、禁军负责京都防卫，地方部队分驻各种。这与宋朝的兵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田制，特别是唐代的《均田制》，对越南封建社会实行或恢复土地国有制，也有不小的影响。后黎朝时，黎太祖黎利为了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增强封建国家的实力，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429年制定《均田法》，丈量公私田地和荒地，然后按规定分配给官员及军民。《均由法》的实施和推广，使得后黎朝前期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