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天学中的十二辰与十二次，都是对周天黄赤道带的十二等分，这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极为相似。而黄道十二宫之制创始于古代巴比伦。于是欲论古代中外天学交流，不能不涉及十二辰与黄道十二宫的关系。郭沫若曾对此作过深入研究，他从文字、图形、语义、字源、发音等方面进行比较和考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十二辰本来就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同时古巴比伦天学中的“三十一标准星系统”与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近年对双方的数理天文学内容的研究表明，在现已拥有的证据之下，将巴比伦天文学与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视为两个独立起源的体系，比较稳妥。

巴比伦天文学确实曾传入中国，不过那是随着佛教东来，这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天学交流；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外天学交流则得助于蒙古人的军事扩张；第三次是随西方传教士而来，且影响最大，最终使得中国古代天学被西方天文学所取代，揭开了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序幕。

印度天文学传入中国，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其中佛教僧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晋南北朝时期，许多重要的天学家都与印度七曜术发生关系。隋唐两宋时期，七曜术仍在中国广泛流传。直到宋朝灭亡，七曜术才告沉寂。可惜史书中所列的大量七曜术著作，都未能传世。所幸在汉译佛经和敦煌卷子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文献，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其主要内容。此外，传入中国的还有《九执历》、《符天历》等。印度天文学家如著名的天竺三家曾供职于唐朝天学机构，其特点是能准确推算交食。印度天学包含有古希腊天文学成分，比如360度圆周划分、六十进位制计数法、黄道坐标系统等，但并没有对中国传统天学产生什么影响。印度天学之所以风行数百年，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本土所没有的生辰星占学，使得上至贵族，下至庶民，皆可以借助于它来预卜自己的吉凶休咎。并且，它们可能与中国后来盛行的四拄八字算命法有着某种关系。(www.daowen.com)

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在他身后，占据中国的元朝与欧、亚诸汗国先后并立，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元代中国与伊斯兰天文学的交流接触，在忽必烈时代达到高潮，但在此之前，这种交流早已在进行。比如耶律楚材、丘处机等在中亚的天学活动都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反之，伊斯兰天文学家在中国更为活跃，如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七件，并在元上都主持回回天文台，与大都从事中国传统天学工作的汉儿司天台并存。直至明洪武年间，代表伊斯兰天文学的回回司天监仍与代表中国传统天学的司天监并存，三十年后才被撤消，但钦天监中的回回科则一直保持。此外，明朝还组织翻译了一些伊斯兰天文学书籍。

明末传教士西来，传入西洋历法。徐光启等首先学习西法，主持撰成《崇祯历书》。无奈大厦将倾，新法未及颁行而明亡。满清入关，任命西人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汤删改《崇祯历书》作成《西洋新法历书》。清政府将其颁行，称为《时宪历》。《时宪历》所用原理和数据全部依照第谷的地心行星体系和他所测定的天文数据。乾隆七年重修《时宪历》，称为《癸卯元历》。它放弃了小轮体系，改用地心系的椭圆运动定律和面积定律，并考虑了视差、蒙气差的影响。《癸卯元历》行用至清灭亡。清代所用历法全源于西方天文学，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各学科之西化自天文学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