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交通天地人神只能由皇家垄断，那么反过来讲，能够交通天地人神的人方能为王。其实这与人们较为熟悉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沟通天地人神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在古代正是天学，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古代天文学（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称为天学）。因此，对于朝廷和帝王来说，为了替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的依据与象征，建立皇家天学机构决不是一件科学方面的事务，而是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之一。另一方面，为了不让旁人也获取通天手段，就要对天学施行严厉的垄断措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历代王朝对“私习天文”所颁布的厉禁。

这里的通天手段——天学，通俗地讲就是星占学。中国古代星占学的特色特别强烈，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可以称为“军国星占学”。这与预测个人穷通祸福的“生辰星占学”绝然不同。在古代中国的天学运作中，星占学实质上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因此天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星占学的政治、文化功能，这在下面的论述中将清楚地看到。

中国古代天学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君权天授”、“天命转移”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因此每逢改朝换代之际，被认为必有天命的转移。而天命又是由天象来显示的（当然要由天学家对此作出阐释），故一些特殊天象乃至大气，常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和天命转向新王朝的证据，郑重地加以利用。这类事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胜枚举。如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被说成有“五星聚于东井”以兆示他将成帝业。即使在社会安定时期，异常天象也回被用来鼓动野心家问鼎。比如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因大彗星出现，听信方士之言，以为自己可能有天子之望，遂准备谋反。

当新朝得天下之后，天学家们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即为新朝提供新的历法。因为在中国古代，奉谁家的正朔，即使用哪一种历法，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特别是当有多个独立政权并立时，一个政权用哪个王朝的历法，就意味着承认该王朝在理论上的统治权。所以当新王朝统一天下时，必然要采用一种新的历法颁行天下。(www.daowen.com)

在中国古代被赋予星占学意义的天象中，绝大部分都是凶兆——即上天对人间政治黑暗或君王无道的谴责和警告但是要利用天象来歌颂圣明、粉饰太平，天学家们仍然不会束手无策。因为一方面，还有少数吉祥的异常天象以及大量被称为“祥瑞”的自然现象可资利用；另一方面，将“不吉”的天象解释成其他意义，或宣称不吉天象因帝王的德行而消失，同样可收歌颂升平之效。历史上这类粉饰太平的事件也很多。利用天学还可以打击政敌。如北宋郭天信，利用天学使重臣蔡京被黜。

由于将异常天象视为上天对人间政治黑暗、君主失德的谴责和警告，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大臣和君主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一观念，这就使得臣下可以借用天象来谏劝君主，这样做有时可以收到比直言批评更好一些的效果。同时，当出现不祥的天象时，君主以己身承担天谴，被认为是“有德”的表现。而史志中记录的大量“史传事验”，构成在政治上进行道德教化的材料，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提供某些规范准则。由于古人认为天象对军事行动有直到意义，因此，异常天象的出现可能影响军事行动，乃至称为决定战争的胜负重要因数。此外，天学还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墓葬和文学都产生过影响。

天象记录本来是皇家的星占学档案，而星占学又是专为古代中国政治服务的。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的政治运作中，尔虞我诈，黑暗凶险，遂有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天象记录或谎报天象之事。对古籍中那些不可回推的天象比如客星，我们现在无法得知其是否为古人伪造。但对行星之类可用现代方法回推的天象，我们现在可以知其是否为古人伪造。比如历史上著名的使得汉丞相翟方进被迫自杀的所谓“荧惑守心”天象，从推算得知，竟然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