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作者于1922年7月3日在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演。作者所谓的教育，是既指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在内的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大教育”观。而“教人学做人”是这种“大教育”观的终极目标。文章开篇，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而做为一个现代人，便与政治息息相关，要学会做政治生活。一、养成青年的政治意识；二、养成青年的政治习惯；养成青年的判断政治能力。作者尤其强调养成“政治习惯”的重要性。为此，要学会团体生活，用德谟克拉西方式组成的团体生活。也就是人民、民主的方式，即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团体事务的方式。因此要把人格教育放在第一位，把知识教育放在第二位。这一切，对当今的教育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

身子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趣，所以要给他种种体育，没有几件看家本事，就不能养活自己，所以要给他种种知育，其他一切教育事项虽然很复杂，目的总是归到学做人这一点。

人不是单独做得成，总要和别的人连带着做，无论何人，一面做地球上一个人，一面又做某个家族里头的父母或儿女丈夫或妻子，一面又做某省某县某市某村的住民，此外因各人的境遇，或者兼做某个学校的教师或学生，某个公司的东家或伙计……尤其不能免的是无论何人总要做某个国家的国民，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叫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因为不会做这种种角色，想做单独一个人决然是做不成的。

各种角色里头的一种角色——国民，在从前是顶容易做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只要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算会做国民，倒也一点不费事，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表现出来的活动是政治，政治是圣君贤相包办的，用不着国民管，倘若能永久是这么着，我们倒不必特别学会做国民才算会做人，如今可不行了，漫说没有圣君贤相，便有也包办不了政治，政治的千斤担子已经硬压在国民肩膀上来了。任凭你怎么的厌恶政治，你总不能找一个没有政治的地方去生活，不生活于良政治之下，便生活于恶政治之下，恶政治的结果怎么样呢？哈哈，不客气，硬叫你们生活不成，怎样才能脱离恶政治的灾难呢？天下没有便宜事，该担担子的人大家都把担子担上，还要学会担担子的方法，还要学会担担子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一个人，除了学会为自己或家族经营单独生活所必要的本领外，还要学会在一个国家内经营共同生活所必须的本领。倘若不如此，只算学会做半个人，最高也只算得古代的整个人，不算得现代的整个人。教育家既然要教人学做现代的整个人，最少也须划出一部分工夫教他们学会做政治生活。

今天讲演的标题是教育与政治，诸君别要误会了。以为我要劝国内教育家都抛弃本业来做政治活动，以为我要劝各位教师在学校里日日和学生高谈政治问题，以为我希望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会做大总统、国务员或议员，这些事不惟做不到而且无益，不惟在教育界无益而且在政治界也无益，今日所最需要的：

一　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政治意识。

二　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政治习惯。

三　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判断政治能力。

三件事里头，尤以第二件——养成习惯为最要而最难。这三件事无论将来以政治为职业之人或是完全立身于政治以外的人都是必要的，我确信这不但是政治上大问题，实在是教育上大问题，我确信这问题不是政治家所能解决，独有教育家才能解决，今日所讲，便专在这个范围内请教诸君。

政治不过团体生活所表现各种方式中之一种，所谓学政治生活，其实不外学团体生活，惟其如此，所以不必做实务的政治才能学会政治生活，惟其如此，所以在和政治无关的学校里头，很有余地施行政治生活的教育。

今请先说团体教育生活的性质，团体生活是变迁的进化的，在古代血族团体^①或阶级团体里头，只要倚赖服从，便也生活下去。他们的生活方法是不必学的，自然无所用其教育，无奈这类团体在现代是站不住了，现代的团体，不是靠一两个人支持，是要靠全部团体员支持。质而言之，非用德谟克拉西^②方式组成的团体万万不能生存于现代，非充分了解德谟克拉西精神的人万万不会做现代的团体生活。因此，怎么样才能教会多数人做团体生活，便成了教育上最困难最切要的问题。

中国现在有一种最狼狈的现象，是事实上已经立于不能做现代团体生活的地位，然而这种生活，从前实在没有做过。换句话说，几千年传下来的社会组织，实在有许地方和德谟克拉西精神根本不相容。在这种社会组织底下生活惯了的人，一旦叫他做德谟克拉西生活，好像在淡水里生长的黄河鲤鱼，逼着他要游泳到咸水的黄海，简直不知道怎么过法，还有一个譬喻，可以说今日的中国人，正是毛虫变蝴蝶时代，用一番脱胎换骨工夫能够变得成，便是极美丽极自由的一只蝴蝶，如其不然，便把性命送掉了。我们今日个个人都要发愤学做现代的团体生活，如其不肯学或学不会，不惟团体哗喇下去，便连个人也决定活不成。今日中国最大的危险在此。

现代团体生活和非现代团体生活——即德谟克拉西生活和反德谟克拉西生活分别在那里呢？依我所见，想做现代团体生活，最少要具有下列五个条件：

第一，凡团体员个个都知道团体是自己的——团体的事即是自己的事，自己对于团体该做的那一部分事诚心热心做去，绝对不避嫌不躲懒。

第二，凡团体的事绝对公开，令个个团体员都得有与闻且监督的机会。

第三，每一件事有赞成反对两派时，少数派经过充分的奋斗之后仍然失败，则绝对的服从多数，断不肯捣乱破坏。

第四，多数派也绝对的尊重少数派地位，令他们有充分自由发表意见的余地，绝不加以压迫，而且绝对的甘受他们监督。

第五，个个团体员对于各件事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凭自己良心表示赞否，绝对的不盲从别人，更不受别人胁迫。

这五个条件，无论做何种团体生活都要应用，应用到最大的团体——即国家时，便是政治生活。拿这五个条件和我前文所讲三种需要比对，第一项属于政治意识。第二三四项属于政治习惯。第五项属于判断政治能力。

这五个条件，从今日在座诸君的眼光看来，真算得老生常谈。但我们须要知道，这点点子常谈，中国人便绝对的不能办到，不惟一般人为然，即如我们在座的人自命为优秀分子知识阶级的怕也不能实践一件，我们又要知道现代中国人为什么在世界舞台上变成“落伍者”，所欠就在这一点点，十年来的政治乃至其他各种公共事业为什么闹得一塌糊涂，病根就在欠这一点点。

如今先说第一个条件，我们向来对于团体的事是不问的，这原也难怪，因为我们相传的习惯，并没有叫多数人问事，一家的事，只有家长该问，一国的事，只有皇帝该问，我们若安心过这种生活也就罢了。无奈环境不许我，已经逼着要做人人问事的协同生活，我们承认要往新生活这条路上走，却抱持着旧生话抵死不肯放，无论何时总是摆出那“老不管事”的脸孔来，政治上的事且慢说，即如一个公司的股东，公司和他自己本身的关系不是最密切吗？试问有那个公司开股东会时候，多数股东热心来问公司的事，除非是公司闹出乱子来股东着急跳一阵，却是已经贼去关门来不及了。对于财产切己关系的公司尚且如此，对于国家政治更何消说，人人都会骂军阀骂官僚骂政客，这种恶军阀恶官僚恶政客何以不发生于外国而独发生于中国，他们若使在外国便一天也不能在政治上生存，他们能够在中国政治上生存，唯一的保障，就是靠那些老不管事的中国百姓纵容恩典，骂即管骂，不管还是不管，做坏事的还是天天在那里做，倘若这种脾气不改过来，我敢说一切团体事业永远没有清明成立的一日，我并不是希望教育界的人常常放下书本东管这件西管那件，但我以为教育家对于团体员不管团体事这个毛病要认得痛切，要研究这毛病的来源在那里，要想出灵效的药来对治他，令多数人在学校时代渐渐的把这坏脾气改过来，这是目前教育家第一大责任。

第二个条件讲的公开，凡一个人立在可以做坏事的地位，十个有九个定要做坏事，做坏事的人，十个有十个定要秘密，和他说“请你公开，请你公开”那是不中用的。最要紧是令他没有秘密的余地，令人人知道团体生活中的秘密行动便是罪恶，犯这种罪恶的便不为社会所容。那么，这位秘密魔王，自然会绝迹了。怎么样才能养成这社会信条，又是教育家一个大责任。

第三第四项讲的是，多数派少数派相互间的道德，这是现代团体生活里头最主要的骨骼，也是现在中国人最难试验及格的一个课题。中国人无论何事，不公开，他便永远不问了。一旦公开起来，不是多数派专横，便是少数派捣乱，这种实例，不消我举例列举，诸君但闭着眼想想历年国会省议会以及其他公私大小团体开会时，那一回不是这种状况，若使这种状况永远存续下去，那么，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人只好永远和会议制度和协同生活绝缘。试看，欧美议会里头的普通现象何如？他们的少数派，常常以两三个人对于敌派几百人堂堂正正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屈不挠，最显著的例，如英国国会自十九世纪初年起提出普通选举案，连发案带附议不过两人，一回失败，次回提出，原案几乎不易一字，每提一回，必有一回极沉痛的演说，如此继续十几年，后来赞成这主张者年年加多，卒至成了自由党的党纲，变成国会的多数派。依我们中国人眼光看来，绝对无通过希望的议案，何苦提出，他们的看法却不如是，他们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勤勤恳恳做下去，慢慢地唤起国民注意引起国民同情，望收结果于几十年以后，他们先安排定了失败才去活动，失败之后，立刻便服从多数，乃至仅差一票的失败，一样的安然服从，像我们中国人动不动相率退席或出其他卑劣手段破坏议案的举动，从来没有听见过。最显著的例，如德国革命后制定宪法，独立社会党有许多地方根本反对原案，及至多数通过之后，他们宣言良心上虽依然反对，为促成宪法起见，事实上主张绝对服从。他们多数派的态度又怎么样呢，他们虽然以几百人的大党对于两三个人的小党也绝对尊重对面的意见，小党所提议案，从没有设法压阁，令他提不出来，小党人演说议案理由的时候，大党的领袖诚心诚意的听他，一面听一面把要点用铅笔择记，等他演完后诚心诚意的起来反驳。从没听见过凭恃大党威力妨害小党发言，从没听见过对于小党发言存丝毫轻藐，依我们中国人眼光看来，绝对不会通过的议案，何苦费那么大的劲去反驳，他们的看法却不如是，他们以后必须经过堂堂正正的大奋斗之后所得胜利才算真胜利，他们的小数派安心乐意把政权交给多数派，自己却立于监督地位。多数派也安心乐意受小数派的监督，最显著的例如英国审计院长一定由政府反对党首领做。他们深信政策之是非得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甲党有这样的主张，乙党可以同时有恰恰相反的主张，彼此俱能代表一部分国利民福，甲党得政时施行这一部分国利民福，乙党得政时又施行那反面一部分国利民福，彼此交迭得几次，便越发和总体的国利民福相接近，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彼此互相监督，万不会有人能借国利民福名义鬼鬼祟祟的营私舞弊，他们所有争斗，都是用笔和舌做武器，最后的胜利，是专靠社会为后援。总而言之，他们常常在两造^③对垒的状态之下，他们的对垒争斗有确定的公认信条，这种信条并不是一条一条的印在纸上，乃系深入人人脑中成为习惯，有反背的自然内之受良心制裁外之受社会制裁，他们做这种争斗活动和别的娱乐游戏一样，感觉无穷趣味，他们凡关于团体生活，无论大大小小，总是用这种精神做去，政治不过这种生活的放大。

以上不过就我所想得到的随便说说，自然不足以尽现代团体生活的全部精神，但即此数端，也可以大略窥见所谓德谟克拉西者并不是靠一面招牌几行条文可以办到，其根本实在国民性质国民习惯的深奥处所，我们若不从这方面着实下一番打桩工夫，那么，无论什么立宪、共和，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什么中央集权、联省自治，什么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任凭换上一百面招牌，结果只换得一个零号，因为这种种制度，不过是一个“德谟克拉西娘胎”所养出来几个儿子，娘不是这个娘，儿子从那里产出，又不惟政治为然，什么地方结合职业结合慈善结合公司组织合作组织……等等，都是跟着一条线下来，德谟克拉西精神不能养成，这种种举动都成了庸人自扰，倘若中国人永远是这么着，那么，从今以后只好学鲁敏逊^④在荒岛里过独身生活，或是卖身投靠一位主人倚赖他过奴才生活，再别要想组织或维持一个团体用团体员资格过那种正当的自由生活，果然如此，我们中国人往后还有日子好过吗？我们既已不能坐视这种状况，那么，怎样的救济方法，自然成为教育上大问题。

我们种种反德谟克拉西的习惯，都是从历史上遗传下来，直到现在还是深根固蒂。但是，若说中国人没有德谟拉克西本能，我们总不能相信，因为人类本能，总不甚相远，断没有某种人所做的事别种人绝对的学不会，况且从前非德谟拉克西的国民现在已经渐渐脱胎换骨的，眼面前就有好几国可为例证。我根本信中华民族是不会被淘汰的民族，所以我总以中华民族有德谟克拉西的可能性为前提，不过这种德谟克拉西本能被传统的社会组织压住，变成潜伏的状态。近十年来，这种潜伏本能，正在天天想觅个石缝迸出。青年里头为尤甚，可惜从前教育方针太不对了，他的精神，几乎可以说是反德漠克拉西的，这潜伏本能有点萌芽，旋被摧折，或者逼着他走到歧路去，我想只要教育界能有彻底觉悟，往这方面切实改良，则从学校里发展这种潜伏本能是极易的事，从学校发展起来，自然便会普及全社会了。(www.daowen.com)

从学校里养成德谟克拉西的团体生活习惯——尤其政治习惯，当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为最好模范，这两校的根本精神，可以说是把智识教育放在第二位，把人格教育放在第一位，所谓人格，其实只是团体生话所必要的人格。据我所观察，这两校最长的特色有三：

第一，他们不重在书本教育而专注意于实生活，令学生多从事实上与人接触，所谓事实上接触者，还不是讨论某个事实问题，乃是找一件实事去做，所以他们的学校生恬，可以说做事时间占去一半，读书时间只占得一半。就这一点论，和中国过去现在的教育都很不同，中国过去的教育，只能养成书呆子或烂名士，完全迂阔于事情，或好为乖僻脾气与人立异，又疏懒不好问俗事，现在所谓新教育办了那么多年，但这点老精神完全未改，总说学问只有读书读书便是学问，结果纵然成绩很好，也不过教出无数新八股家来，所以高等学校以上教育方针，非从这点特别注意不可。

第二，每学生总认定一种体育，凡体育——如赛球竞渡等类，非有对手两造不能成立，而且两造又必须各有其曹耦^⑤，因此养成团体竞争之良好习惯，自能移其竞争原则于政党及各种团体生活。

就这一点论，我忽然联想起中国古代学校中最通行的习射，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其争也君子。”孟子说：“……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凡射必有耦，两造各若干人对立严守规则为正当之竞争，争的时候一点不肯放松，失败过后却绝不抱怨对手，这种精神用在团体竞争真好极了，我们古代教育是否有这种意识，且不必深求，至于英国人之如此注意体育，我们确信他的目的不单在操练身体，实在从这里头教人学得团体生活中对抗和协同的原则。所以英国人对于政治活动感觉极浓厚的趣味，他们竞争选举乃至在国会议场里奋斗，简直和赛球无异。这是教人学团体生活的最妙法门，我们应该采用他。

第三，他们的大学，是由十几个College合成的，他们的教员学生组织无数Society，更有各校联合的Union Society，俨然和巴力门^⑥同一形式，他们常常把政治上实际问题为具体的讨论，分赞成反对为极庄重的表决。

就这一点论，他们是采半游戏半实习的方法，令学生随着趣味的发展，不知不觉便养成政治上良好习惯。

以上所说三种特色，近来各国大学亦多有仿效，内中如美国尤为能变通增长，然而精神贯注，终以牛津、剑桥两校为最，我们中国对于这种团体生活习惯太没有了，应该特别助长他，所以我主张大学及高等专门，多要采用这两校的精神。大都市如北京、南京、上海等处，学校渐渐多了，宜赶紧用Union的组织，把这种精神灌输进去，行之数年，必有成效。

中学以下的教育，也该想方法令他和实际的团体生活日相接近，依我想，第一件，注意所谓公民教育，把课本悉心编好了，热心令他普及。第二件，在教员监督指导之下奖励学生自治会，这种理想，近来倡导的很多，不必我再详细说明理由，但我希望他不终于理想，赶紧实行才好。

所谓“在教员监督指导之下奖励学生自治会”这件事，还要格外郑重说明。

我刚才说中学以下应该如此，这原是一个原则，因为中学以下学生未到成熟时期，一面要奖励他们自动的自治，一面非有前辈带着他们上正轨道不可。高等专门以上学生，差不多要成熟了，本来纯粹的让他们自由活动最好，但因为中国人团体生活的底子太没有了，从前的中学又办得不好，学生没有经过相当之训练，让他们纯粹自由活动。恐怕不见得便有好成绩，结果甚至因噎废食，所以高等专门以上的团体生活实地练习，应否仍参加教员的监督指导，我认为在目前还是一个问题。

现在各学校中陆续摹仿欧美学生团体生活的确已不少，就大端论，总算好现象，但亦往往发生毛病，其原因皆由旧家庭和旧社会积习太深，把种种劣根性传到学校，学校中非用防传染病手段随时随事堵截矫正不可，我请随便举几个例。

我曾听见某小学校某级有一回选举班长，那班里头十五六岁以上的很不少，结果他们举出个九岁小孩子来，闹得那小孩子不知所措在那里哭，又听见某大学有一回选举足球队长，开票的结果，当选的乃是一位跛脚学生，这等事看着像是年轻人一时淘气没有多大罪过，其实是中旧社会的毒中得太厉害了，他们把极郑重的事当作玩意儿，还加上一种尖酸刻薄的心理表现，和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有人投小阿凤^⑦的票正是一样，这种把正经事不当一回事的劣根性，正是我们不会做现代团体生话的最大病原。这种腐败空气侵入学校里来，往下简直无办法。

近几年来，各学校差不多都有学会了，据我所闻，大率每个会初成立时，全校都还热心，渐渐下去，会务总是由几位爱出锋头的人把持。甚至或者借团体名义营些私利，好学生一个一个的都灰心站开了。这种现象，各校差不多如出一辙，乃至各校各地联合会也是这样。这种我以为不独是各种学生会前途可悲观的现象，简直是全国民团体生活前途可悲观的现象。我不责备那些把持的人，我要责备那些站开的人，坏人想把持公事，本来是人类普通性，所恃者有好人和他们奋斗，令他们把持不来，好人都厌事不问消极的归洁其身，便是给坏人得志的机会，现在中国政治败坏的大根原就在此。这种名士心理侵入青年脑中，国家前途，便真不可救药了。

在合议场中多数专横或少数捣乱，也是近来青年团体最普通的现象，例如每开会时动辄有少数人预料自己主张不能通过，则故意扰乱秩序，令会议无结果而散，这于团体竞争原则太不对了，凡有两种意见对立时，一定有一个多数一个少数，若到了少数时便行破坏，你会破坏，人家也会破坏，结果非闹到所有议案都不成立不止。那么，便等于根本反对合议，根本不承认团体生活。

多数专横举动，其卑劣亦与少数捣乱正同，例如前两年闹罢课闹得最凶时，几于无论那个学校，都不叫反对派有发言之余地，有反对的便视同叛逆，此外类似的先例还有许多，这也是中国人很坏的习性，须知天下事是非得失原是相对的。就算我所主张有八九分合理，也难保反对派主张没有一二分合理，最少也要让他把理由充分说明我跟着逐条辨驳，才能令他和中立者都心服，至于因意见不合，丑词诬蔑对手的道德，尤为不该，须知凡尊重自己人格的人，同时也要尊重别人人格，不堂堂正正辨论是非，而旁敲侧击中伤对手，最是卑劣。如此则正当的舆论永远不会成立，逼着少数派人软薄的便消极不管，强悍的便横决破坏，便永远不会上团体生活的轨道。

要而言之，两三年来，德谟克拉西的信仰渐渐注入青年脑中，确是我们教育界唯一好现象。无奈只有空空洞洞的信仰，全未理会到他真精神何在，对于实行所必要的条件越发不注意，而过去遗传和现在环境所造出之恶习惯，势力又异常猖獗，所以刻意想做德谟克拉西生活，结果或至适得其反，久而久之，不惟授旁人口实，连最热心信仰的青年自己也疑惑懈怠起来。据我看来，这种反动已见端了，再往下去，恐怕连这点萌芽都摧残净尽。这不但学界的大不幸，真是中国前途大不幸了。

然而种种毛病，不能专责备学生，我刚说过，习惯是由过去遗传和现在环境造成，全国青年本来长育于这种恶习惯之下，而当教育之任者又始终未尝向这方面设法改良，试问新习惯从何成立，何况先辈的人——如现充议员及其他团体员者正在日日造出恶榜样给他们看，以富于模仿性的青年，安得不耳濡目染与之俱化呢，讲到此处，那担子却全加在教育家的肩膀上了。

依我所见，现时提倡学生自动的自治，作为将来政治生活乃至一切团体生活的实地练习，这是时代最急迫的要求，毫无疑义的。但在教育界立身的人，不能说空空提倡便算塞责，务要身入其中，随时随事作最公平最恳切的指导，不惟中学以下应该如此，恐怕高等专门以上也应该如此。换句话说，学校除却书本教育之外，最少要分出一小半时候做实生活教育，最要紧的关键是教职员和学生打成一片做共同的实生活，一面以身作则，一面对于不正当的习惯加以矫正，庶几乎把学生教成会做个人——会做个现代人了，至于教职员怎样才能指导学生，又是问题中之问题。倘若教职员自身先自不了解德谟克拉西精神，先自有许多反德谟克拉西的恶习惯，那就不如不指导也还好些，既已不能没有人指导，而又不能得人指导，那么，前途真不可问唉、只好看教职员自身的觉悟和努力何如了。

以上都是从养成习惯方面说，还有养成判断能力这一件事，要为最后的说明。

没有好习惯，则团体协同动作根本不能存在，前头大略都说过了，然而不能说单有好习惯便够，因为团体的行动既已由团体员意思决定，决定的对不对，实与团体的利害存亡有绝大关系。例如有一个国民在此，他们对于少数服从多数的习惯，确已养得甚好。但他们绝对无判断能力，忽然间因为一件不相干的事，有人主张和外国宣战，群众一哄而起，他们并没有计算自己有理无理，没有计算战后的利害如何，贸贸然把案多数或全体通过了，立刻便实行，你说他违反德谟克拉西原则吗？不然，然而结果会闹到亡国，历史上这类事情很不少，中国为尤甚。在专制时代，遇着昏聩糊涂的君主或家长，因为他一个人缺乏判断能力，可以闹到国亡家破。在德谟克拉西时代，遇着昏聩糊涂的国民，因为多数人缺乏判断能力，也会得同一的结果。所以如何才能养成判断能力，又是团体生活教育上一个重要问题。

团体生活事项是极复杂的，且多半是临时发生的，其中如政治事项，尤为十有九属于专门智识，要想在学校里教人逐件逐件都会判断，天下万无是理，教育的天职，只要养成遇事考虑的习惯。而且教人懂得考虑的方法，自然每一事临头，自己会拿出自己的主张，或者自己本无成见，听了两造辨驳的话便能了解他判断他，即如美国历来的政治问题——从前之用金用银，近年之国际联盟非国际联盟等等，不是专门经济学者国际学者，如何能有判断两造是非得失的能力，然而他们确是经过国民全体的判断，为什么临时能判断呢，都是平时受教育得来。

这种教育有两要点，第一，是养成遇事考虑的习惯，必要有事可遇，然后得有考虑的机会，方才讲牛津、剑桥的教法，专叫学生从实务上与人接触，就是令他们常常有事可遇，事的性质虽然有许多分别，明白事理的途径并无分别，只要经事经得多，便连那没有经过的事也会做了。所以除讲堂教授之外还要有种种实生活教育，便是养成判断能力的绝好法门。然则讲堂教授绝对无益吗？又不然，我所说第二要点——教人懂得考虑的方法，却可以有大半从讲堂教授得来。天下惟不肯研究的人才会盲从，凡事只要经过一番研究，多少总有点自己意见发现。这点意见，就名之曰判断，学理上的判断如此，事理上的判断也是如此。教授一科学问，并不是教学生把教师所讲牢牢记得便了，注重的在教他们懂得研究这门学问的方法。然后多发问题令他们自己去研究，越研究得多，判断力自然越丰富。越研究得精，判断力自然越深刻。譬如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研究考古学，总算和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了罢，但那人若果有研究的真精神，到一个政治问题临到他头上时，他自然会应用这精神去判断，而且判断得不甚错谬。欧美受过相当教育的人都能对于实际问题有独立判断能力，就是为此。倘若守着旧式的注入教育，这种效果便永远不能发生了。

我今日讲这个题目的意思，因为我感觉近来教育界对于知识开发方面虽已渐渐革新进步，对于性格训练方面还未甚注意，就性格训练方面论，又是注重个性多注重群性少，而且都是理论未尝定出一种具体方法大家实行，我希望本社同人对于团体生活教育——即政治教育特别注意，商量一个训练方针急起直追去实行，我不胜大愿^⑧。

①血族团体：古代中国社会基层的血缘性与地缘性交织在一起的组织。②德谟克拉西：英语的音译。意为人民，民主。即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③两造：指诉讼的双方。④鲁敏逊：今译为鲁滨逊。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⑤曹耦：犹曹偶。侪辈，同类。⑥巴力门：国会的别称。⑦小阿凤：民国初年沦落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因年轻貌美又多才多艺，艳名传遍北京。有好事者，因她与大总统黎元洪、京剧名伶谭鑫培皆为黄陂人，并称为“黄陂三杰”。⑧不胜大愿：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