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网民仅仅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网络很可能早已在爆炸式的信息中沦为语言暴力的刑场或直接瘫痪。网民群体性质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在特定语境下也充当了理性公民，这首先体现在对新闻第一现场的记录。

在新闻传播领域，传统新闻媒体历来是重大新闻事件的主要记录者和参与者。大量新闻素材经由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采集、编码后向社会大众发布，成为普通民众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受时间、空间、人力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专业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所有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此时，现场目击者就成为专业队伍最好的替补。“伦敦地铁爆炸案”是新闻传播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直被当作玩具的拍摄手机为媒体提供了记录爆炸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虽然所拍摄到的影像没有经过多少视听语言艺术的修饰，无法与专业摄影师相提并论，但最直接真实的现场信息仍然使其具备了新闻价值。

不仅如此，网络视频还能记录传统媒体人虽在现场，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对外公布发表的内容。例如，江苏教育电视台某竞猜节目曾邀请网络上争议颇多的干某母女参加节目。录影当天，干某穿着性感，现场频频走光，母女二人更是大爆猛料，粗口不断。如果没有视频播客的存在，此事或将在传统媒体的掩饰下成为坊间的流言蜚语。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上网后，引发网友对干露露母女的声讨，更由此延展出了关于收视率与媒体社会责任的讨论。很快，广电总局就勒令该节目停播，并严禁丑闻劣迹者出镜发声。

生产民间草根纪实性内容也是网络视频影响社会的一种方式。长期以来，传统影像都是整套制作班底合力运作的产物，它以全方位的传播领域和全能的传播视点将分散的、孤立的、单独的行为整合成统一的、群体的社会行为，由此提供了一种在公共生活中难以找到的共同语言，隐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由于视频播客的拍摄者大都是草根阶层，因此比传统媒体拥有更多记录现实社会的机会，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也更加原汁原味。这些平民化影像摆脱了政治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人们能够透过它们观察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领略到社会现实的善与恶、美与丑。(www.daowen.com)

网络视频作为社会舆论的参与者推动了部分社会议题的解决。在《影像叙述现实：网络视频新媒体播客传播研究》一书中，汤莉萍提出了“蜂窝煤时代”和“微波炉时代”的概念，分别用以形容传统媒体时代和网络时代的舆论发展态势。“蜂窝煤起火点高，不容易点着，即使点着了也看得见烟，看得见火，甚至可以看得见是谁在那里煽风点火；微波炉则看不见烟也看不见火，甚至看不见是谁在那里煽风点火，但舆论却能在很短时间内达至峰值。”^[34]借助视频平台延伸视听内容，延展视听时空的特点，诸多弱势群体在维权无门或维权无果的窘境下主动尝试网络发声，群体声援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成为事件解决的推手。

例如，2012年，一段长约4分钟的、名为《农民工讨薪发布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一名名为“苗翠花”（化名）的女民工模仿新闻发言人，向汉沽殡葬管理所讨薪，并将讨薪的缘由、过程等娓娓道来。另有一名男子化身“讨薪社”记者，与其互动。2013年1月，该民工所有欠款均已发放。^[35]

无独有偶，2019年3月至4月间，一段奔驰女车主坐在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中的车顶上维权的视频经抖音传播开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车主之所以选择此种“不太雅观”的维权方式，是因为她花费66万元购买奔驰后，车还没开出4S店，发动机就漏油了，可4S店只给换发动机。此后，女车主多次与4S店交涉，尤其是与4S店高管谈判的18分钟录音被网友盛赞有理有据。在舆论压力下，4S店与该女车主达成和解。^[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