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对网络视频的推动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政府规制的思路是为行业发展设置边框，既修剪旁逸斜出的“枝丫”，又依据变动的实际调整政策，以此保证行业发展的稳定持续；对外，则表现为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博弈。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发轫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落地生根。它并非“纸上谈兵”的理论空想，而是一个思想体系、一种政治主张。概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论点有三：鼓吹市场竞争可以减轻贫困，实现平等，并将某些国家、某些地区贫富差距的拉大归咎于自身改革的不充分以及改革刺激与现实反应间的时间差；反对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化——由国家运营、管理的部门最好转交至私人领域，并予以松绑；肢解民族国家的主权，将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推向全球化时代的舞台中央。

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以实现“自由”为己任，颇具诱惑性，但通过对其核心诉求的条分缕析，其所标榜的“自由”不过是“自由鸡舍里的自由狐狸”，本质是对公民民主权利的践踏和对劳动人民管理权的排斥，是为掩盖资本主义力图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野心粉饰门面而已。

新自由主义作用于传媒业的表现之一，就是西方传媒打着“消除空间壁垒与国家边界”的幌子，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虽然这于客观上带来了文化间的交流，但其主观意图和根本目标是要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动机的不纯决定了其在媒介分发与消费领域“夹带私货”，甚至故意宣传与某一地区（或国家）价值不符的言论，企图借由文化的渗透，破坏当地的价值秩序。(www.daowen.com)

中国政府与新自由主义的博弈由来已久，一个典型例证是与泛亚媒介（Pan-Asian Media）的先驱星空传媒（Star TV）的斗智斗勇。星空传媒于1991年成立于香港，掌舵人是自比“麦克卢汉式预言家”的香港富豪李嘉诚之子李泽楷（Richard Li）。在成立仅一年后，星空传媒即宣称已为全球47个国家的1100万家庭提供了服务，并通过抛出“大众广播的暮色与泛亚电视的黎明”^[18]等大胆言论来煽动媒体革命。这番演说引起了默多克的注意，他于1993年以8.7亿美元的天价取得了星空传媒的控股权。

早在李泽楷时期，星空卫视过度商业化和耽于声色的节目就已引发争议。默多克入驻星空传媒后，更是公然宣称：“卫星电视将对全世界的极权政权构成威胁。”^[19]这番颇具影射意味的言论凸显了一个事实：“亚洲第一卫星服务已经落入了具有新自由主义政治与商业诉求的西方传媒大亨手中。”^[20]作为回应，中国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以保障国家利益：（在内地）禁止私人卫星接收器；开办由政府主办的有线电视作为卫星电视的替代品。

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其识别与应对网络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以YouTube为代表的西方视频网站虽与星空传媒存有介质上的差异，但其背后所依循的扩张逻辑却一脉相承。自2007年10月起，YouTube在内地呈现出“封锁—解禁”不断变换的状态，直至2009年3月份，被内地永久封锁。YouTube们退出后的市场“真空期”，为国内视频网站的发展预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