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解码”理论是由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相关思路移植到电视意义生成的研究中，将电视的生产流通总结为“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接合”。在此，“生产”即“编码”：电视精英依据预置立场，采集影像画面并进行符号化处理；“消费”即“解码”：电视观众经由观赏电视画面，实现对内容文本的自我解读。由于传者和受众所处社会结构的不对称，编码和解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摆脱传统传播理论从编码到解码、从技术到哲学的思路，有区别地讨论传播和接受”^[96]。由此，“编码—解码”理论推翻了“以多元主义解释传播结果、重传者轻受众、回避体制性因素的传统认知，确立了严肃研究受众的取向”^[97]。其思想洞见超越时空和媒介样态的制约，在弹幕这一新型网络媒介所建构的传播场域和媒介景观中依然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作为一种即时交互的工具，弹幕以简短的文本符码和滚动式的呈现方式，将受众瞬间的所思所想可视化。它的引入造成了传统观演关系的异化：受众由被动观看者变为主动参与者，中心式的“传—受”模式被消解；视频元文本蜕变为开放式的话语广场，受众将自身和周边信息纳入其中，生发出视频文本本身所不具备的意义维度。经由弹幕和视频元文本复合而成的“变体”建构了“编码—解码”系统。至少有三种“编码—解码”样态存于其中：视频元文本作为编码，受众发送弹幕解码；完成对视频元文本解码的弹幕与视频元文本打包组成新的编码，驱动新一轮“编码—解码”的循环；弹幕与视频元文本没有相关性，其本身作为独立编码而存在，对它的回应决定了新增话题链的丰富度和持久度。弹幕由此至少负载了两大功能：一是文本解读，二是社交互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