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媒介时代”是由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其著作《第二媒介时代》中提出的。在此，“第二媒介时代”是与“第一媒介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前者代指互联网出现之后的新媒介时代，后者则代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大众媒介时代。^[84]依据这一划分标准，短视频是“第二媒介时代”的产物，天生就带有互联网技术赋权的平民色彩。借由用户对内容的自由生产与分享，短视频平台事实上搭建了色彩斑斓的大众文化的展示窗口。参与主体数量的广泛性与质量的参差不齐，决定了短视频社会影响的双面效应。

（一）个体权力的表达：“单纯作为人”的平等与舆论极化

依据现代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统治阶级在制定政策时，天然存在强调自身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利益的倾向。此种带有自利性与狭义性色彩的做派，难以避免地导致对社会大众利益的忽视，形成利益视域的盲区”^[85]。在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下，过去的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确存在不公正与不透明的现象。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报纸、广播、电视，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体制使公众沦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以至于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多数人因缺乏维权渠道或囿于维权成本过高而不得不让渡自身权益。

网络传播的发展使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受到冲击。“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的平等，或者说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的问题。其中的趋势之一是反对等级礼仪，提倡举止得体”^[86]，从而为社会草根阶级的话语表达开辟了自由平等的新空间。通过短视频平台，普通大众实现了“单纯作为人”的平等。他们能够了解国家事务，了解和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发表个人观点，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作为公民记者从事新闻报道，进行制度外的参政议政。近年来，“网络曝光—舆论关注—传统媒体跟进—两者联合”成为众多社会热点事件普遍的处理方式，技术进步引发的技术民主正在大步向前发展。

个人总是隶属于不同的群体，其自我表达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按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论述，头领有时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他们不需要思维敏捷的头脑和深谋远虑的天赋，相反，更容易产生于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87]。他们通过包括断言、重复、传染在内的各种手段去控制群体，使之沦为领袖的工具或囚徒。在自媒体遍地开花的年代，意见领袖泛化，个体容易在从众心理的暗示下，丧失理性思考和审慎行动的能力，导致舆论失控而走向极端。

（二）政府议程设置：政务公众号化身正能量传播的净土，但也易引发舆论风险

依据议程设置理论，媒介虽然不能左右公众“如何想”，但在告诉公众“想什么”方面却有不错的效果。进一步地，议程设置的主体被区分为如下三个：媒介、公众和政府，由此形成了“媒介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政府（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闭环。^[88]议程设置与公众舆论的引导之间存在相关性——不仅“突出某一议题，使之成为公众生活关注的焦点或行动的中心，构成了公共舆论的第一步”^[89]；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亦表明，政府和媒介舆论引导的效果伴随其议程设置能力的增强而越发显著。

互联网的产生缔造了迥异于大众传播的传播景观。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颠覆了上下垂直的连接方式，一个基于点对点、点对面或面对面的互动式传播格局的横向社会已然成型。这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可抽象化为一个信息源，具备了参与议程设置的能力。这些异质化议程的松散结合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构成冲击，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减弱。

与西方社会将媒介视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不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是作为党的喉舌存在的。因此，媒介议程设置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议程设置的产物。传统媒介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弱化最终影响的实则是政府在多元舆论场域中的地位。

面对变化的舆论生态，善用新媒体就成为政府主动进行议程设置、提高舆论传播力的重要手段。大批政府部门进驻短视频平台，开通政务公众号即是典型例证。与过去公众印象中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政务平台不同，短视频平台上的政务公众号不仅姿态亲民，形式活泼，其所展示的内容亦不乏公众平常接触不到的事儿，于是，对陌生化场景的呈现亦成为吸引公众点击的利器。例如，“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在短视频平台快手上的官方账号）曾在快手上发布过一条名为《马背上的派出所》的短片，展现了民警不顾塌方危险，于崇山峻岭中穿行，力保一方平安的情景。可视化的影像表达相较说教式的宣传，更能直达人心。

与文字相比，视频信息含量更丰富，其每一个细节都容易被放到放大镜下予以检视，不仅容易泄露隐私，还容易引发舆情风险。这就要求政务公众号在追求寓教于乐的同时，注意对内容尺度的把关，不将严肃话题过度娱乐化，不将不应传播的内容传播出去，防止触线。(www.daowen.com)

（三）新闻生产与传播：既成为舆论宣传新窗口，但也应谨防后真相

新闻有两类：一类是硬新闻，一类是软新闻。短视频对硬新闻领域的切入是通过传统媒体主动进驻的方式实现的，这体现的是以互联网企业和技术公司为代表的渠道方在新闻传播领域地位的崛起。由于平台本身没有新闻生产的资质，因而诸如梨视频经由布局拍客网络所获取的资讯类新闻以及用户自行拍摄上传的新闻现场，基本不会也不能涉及时政类信息，因而可被纳入软新闻的范畴。无论底色是“硬”还是“软”，在新闻叙事中注重“以人为本”是短视频新闻生产的特色所在。这一点对硬新闻而言，意义尤为重大，它折射的是传统媒体人在历经多年媒介融合的洗礼后，对新媒体传播规律的主动卷入。

具体而言，短视频新闻具有如下特点：在题材选取上，除香港修例风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国家议题外，那些与个人生活有关或具有某种戏剧冲击力的新闻事件（如火灾）依然受到欢迎。在内容制作上，突出现场感，略显粗粝的画面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生活色彩。在报道视角上，客观视角与主观视角并行，前者是指镜头只聚焦于被拍摄者，辅之以视频标题予以点题；后者则由记者出镜，用户跟随记者的脚步深入新闻现场。在传播策略上，讲究以情动人，关注平凡人生，注重细节力量。典型例证是人民日报抖音公众号于2018年12月10日发布的一则“服役16年的老兵退役，军犬挣脱牵引追赶”的视频，老兵抱着军犬痛哭的画面感动了一众网友，获得了高达69.4万条赞。

短视频新闻之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意义首先体现在为年轻化网红记者的涌现提供了渠道。VLOG即视频博客，最早出现在YouTube上，主要用于记录个人生活。当其应用范围扩展至新闻领域时，记者以VLOGGER的身份讲述新闻故事就成为可能。此种讲述是将个体此刻的所见所想与公共话题相嫁接，相对软性的表达方式拉近了与用户的距离。2019年两会期间，VLOG报道成为媒体标配，一些出镜记者因此成为网红记者。传统媒体培养网红记者的目的之一在于弥补媒介融合过程中所表露出的调性上的分裂。一方面，传统媒体力图亲近用户，从俯视型的庙堂文化向平视型的平民文化靠拢；另一方面，“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定位又决定了其不能如商业媒体一般，一味迎合受众，而牺牲新闻报道应有的严肃性。网红记者“私人化与传统媒体具象化符码”这一双重身份的耦合，使其在聚拢粉丝的同时，也可将自身影响力迁移至所在媒体，成为媒体导流的手段之一。

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宣传的重要窗口。人民日报制作的《中国一分钟》、中国日报制作的《70秒·看见中国》等皆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仅以后者为例，《70秒·看见中国》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的短视频产品，每期以70秒的有限时长讲述一个地方的时代变迁。中国日报不仅制作了中英文字幕，还根据不同终端适配了横屏和竖屏两个版本。长久以来，横屏都是视频的主流呈现方式，从大银幕到小荧屏再到电脑桌面，概莫能外。竖屏的出现是对横屏的一种补充，对应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手机屏幕消费的常态化。单就这一维度而言，这不啻一场镜头革命。

进一步地，这种变革内含的是“对用户消费诉求与消费场景的洞察与关照”^[90]。这一结论的析出可从传播学者喻国明教授基于在场理论所建构的“横竖屏视频传播感知效果检测模型”上得以验证。基于“内容—功能—场景”的分析框架，该模型提出了如下假设：“适合纵向构图或情节简单、对象数量较少的内容，竖屏的媒介效果更优，反之，横屏效果更优；竖屏对于需要人机交互的视频效果更好；占用时空体积较小的视频适合竖屏呈现，占用时空体积较大的视频更适合横屏等。”^[91]

短视频新闻也是中国倾听世界声音、回应世界关切的渠道。“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问，据此解疑释惑。在这一方面，中国日报依凭在对外传播方面的优势做出了探索。它在2019年全国两会之际，邀请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外媒记者出镜，说出他们关注的两会议题，这些议题而后被带至两会讨论。通过对相关人士的深度访谈，中国日报推出了名为《全球关注·中国解答》的融媒体产品。该产品在“欧美亚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共计160多家主流媒体及网站、官方社交媒体账号落地，覆盖海外读者超过1.1亿”^[92]。

短视频新闻亦有其自身局限。有限的时长所造成的信息容量的不足，一方面容易滋生断章取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方便个体刻意隐藏某些关键信息，制造虚假新闻，这一点在“女子哭诉遭遇性骚扰报警不受理”事件中得到了印证。2019年7月11日，微博ID为“春秋两不沾-”的用户发布了一则向社会寻求帮助的视频。在视频中，该女子声泪俱下，思路清晰，称自己被郭姓男子长期骚扰，当地警察局却不予以保护。由于该女子主动晒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所控诉的对象也都有名有姓，外加“女性被性骚扰”“男警察态度差且不作为”的故事情节以及“非要等他强奸我……我才能得到求助吗”等煽动性言辞，该视频迅速于社交媒体发酵，引发舆论热议。这其中裹挟的既有对弱者的同情，又有对涉事男子及国家机器的控诉，更不乏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社会的抨击与反思。然而，仅在5天之后，事件就发生了反转。当地警方在警情通报中一一否认了女子的指控，并还原了事实真相：女子以微信为渠道，出售假冒产品，为逃避与郭某的网购纠纷，自导自演了此出闹剧。考虑到事件的恶劣程度，该女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后真相”（Post-truth）是由《牛津词典》选出的2016年年度热词，其含义是某些团体或个人为达至某种传播效果，不诉诸事实，却诉诸情感，妄图使用断言、猜测等方式，迎合大众的某种心理，煽动并放大社会情绪。^[93]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一向标榜眼见为实的视频新闻也变得真假难辨起来，不少视频内容沦落为相互攻讦、抹黑他人或者博取眼球的工具，而大众则或有意或无心地被攀扯进这一场场舆论狂欢之中，蜕变为有心人手中的粒粒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