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的“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对这一问题的剖析“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寻找社会生活的说明，从社会内部的结构中寻找重要的社会进程的最初起因”^[80]。

（一）“移动+场景”：视频成为一种言说方式

伴随4G技术的发展和政策驱动下上网资费的下调，人类社会迈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作为人体感官的延伸，越发紧密地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如果说手机出现之前的媒介大多具有时间或空间上的偏向性——电视和桌面互联网络接收终端的相对笨拙影响了其使用的范围和频率；报纸、广播虽易于携带，但不能一天24小时常伴人们左右，更何况伴随信息量的增加，报纸的数量也会上升，从而造成携带的不便——那么，手机则实现了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它一方面具有传统纸质媒体难以比拟的信息存储密度，其自身重量并不会因信息量的增长而增加；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进步促使手机向智能化、小型化的方向发展——两厢耦合的结果是手机贴身性和便携性优势的获取。不仅如此，借助移动客户端，手机摆脱了单一的通信工具的定位，向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于一身的复合型媒介转型。这些传播类型并非一成不变、彼此孤立，相反，它们相互交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视频由此成为一种类似文字的言说方式。人们不仅能够随时随地拍摄，还能即时分享。互联网传播跨过Web 1.0时代的聚合传播和Web 2.0时代的社交传播，进入场景传播的新时代，这一嬗变的背后蕴含的是城乡间“知沟”弥合的可能。“知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蒂诺奇提出的，依据该理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在接收信息速度方面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慢，大众传播媒介输送的信息越多，两者间的知识差距越大”^[81]。进一步地，蒂诺奇分析了造成“知沟”扩大的五个变量：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已有知识存储量的差异，社交范围的差异，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如若对五个变量做进一步提炼，“知沟”在相当程度上是下述两大因素合力的结果：人们能否快速获取信息（包括传播技能上的差异，社交范围的差异，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三个变量）以及能否理解信息（包括已有知识存储量的差异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两个变量）。

在以印刷媒介为主的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媒介使用门槛较高（使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和不同圈层间信息交流的相对固化，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知沟”的弥合难度颇高。伴随短视频的出现，影响“知沟”的变量值开始发生变化。任何人（不论识字与否）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手机，就可以加入短视频生产、传播的行列之中；借助互联网扁平化的传播结构，视频的传播穿透了阶层的壁垒，在扩大个体/群体社交圈层的同时，延展了社会共享的意义空间；由于视频与生活场景的近似性，其在理解上的难度亦比抽象的文字低——其结果是一向在媒介使用上处于弱势的农村居民获得了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信息传播的权利，并经由对自身娱乐诉求的满足，为各大短视频平台提供了足够的下沉市场空间。

（二）智能分发：提高寻觅有效信息的效率(www.daowen.com)

智能化是传媒领域的大势所趋，其技术基础之一是大数据。经由数据挖掘，短视频平台至少可获得目标用户的以下数据类型。基本数据：人口统计学信息（性别、年龄、地域等）、IP地址、终端信息等；登录数据：使用天数、活跃时间段等；观看数据：视频类型、观看时长、快进或重播等；深度使用数据：主动搜索、购买记录等；社交数据：评论、转载、点赞等。

占有数据只是智能化的第一步，如何清洗和分析数据才是重中之重，算法提供了从海量庞杂的数据中抓取有效信息的方法。所谓算法，即计算机通过建立模型，以实现对人之认知能力、分析能力、决策能力的模拟与超越。就本质而言，它可视为米歇尔·福柯所言的弥散化权力的一种，并伴随新媒体语境下“权力运作方式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化，从高高在上的外部特征向生活话语的内在机制转化，从规范性逻辑向事实性逻辑转化，从表达向交流转化”^[82]而愈加广泛地渗透进社会有机体之中。如今，虽然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分发方式存在些许差异，但基于人工智能的分发方式已成标配。相较以经验为基础的分发，智能分发更能提供用户感兴趣的内容，方便用户在海量化的信息中寻觅有效信息。

（三）媒介即隐喻：浅表阅读的渐趋常态为短视频回归提供心理基础

“媒介即隐喻”是由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尼尔·波茨曼提出的。在他的笔下，媒介以一种隐蔽又有力的方式定义世界，进而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互联网同样如此，如若依循“内容平台—关系平台—服务平台”的演进脉络来探究其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则至少应涵盖如下面向：互联网通过连接过去散落于各个角落的“微内容”，提高了信息检索与使用的效率；个体的社交网络拓展，弱连带成为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线下服务向线上延伸，“互联网+”正在颠覆与再造传统行业。然而，互联网的影响从来都不是一维的，在肯定其积极“隐喻”作用的同时，也应对其负向效应予以批判性反思，《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可视为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要成果。

美国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以“人之大脑一生都具有可塑性”^[83]作为逻辑起点，系统论述了互联网对人之记忆功能的毒化。互联网多媒体的呈现方式形成了对大脑的多重刺激，反复训练的结果是根植于大脑中的信息反馈系统的成型——大脑越来越蜕化为感受刺激、做出反应的信息处理器，而非进行复杂信息处理的物理中枢。于是，人们越来越习惯被琐碎信息所包围，一目十行的扫描式略读成为常态。搜索引擎亦器官化，承载了部分本属于大脑的记忆任务。双重因素的涵化造成了人类阅读浮躁、浅薄，进而无法深度思考的窘境。依循这一研究视角，如果说在短视频诞生之初的2005年，人们还习惯以电视剧为代表的长视频消费，那么，经过多年规训，卡尔所担忧的互联网对大脑的重塑已成为正在发生的事实，碎片化阅读的渐成共识为短视频的回归提供了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