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新旧媒介间的关系，有两种研究倾向曾争论不休：“新媒介可在旧媒介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方式维度上的延伸与拓展；新媒介催生的是独立于旧媒介之外的全新的关系结构。”^[55]多年的传播学研究已经表明，任何一种研究倾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具象到每一次新旧媒介间的权力变革，两种研究倾向的混合而非单一呈现才能更好反映事实本身。这一理论路径为理解网络自制剧与电视剧间（进而可以推而广之至网络视频与电视媒体）所隐喻的权力关系的变化提供了价值依循。

在中国，电视台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主体，它兼交易与审查于一身，既具有商业属性，又具有政治属性。电视剧作为电视台对外输出的最主要的文化产品之一，其本身即彰显着政府对文化主导权的把控。这种地位的强势体现在与网络视频的关系上，即意味着内容产出与搬运渠道的分野——在传统影视从业者眼中，网络不过是电视的增值窗口而已。

伴随制播分离后，制作主体的泛化，电视剧的产量增加，但电视时段保持不变；政府政策亦处于变动之中，导致很多题材在临近播出遭遇审查问题。以“限古令”为例，“所有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每月以及年度播出古装剧总集数，不得超过当月和当年黄金时段所有播出剧目总集数的15%”^[56]。诸多因素的耦合使相当一部分制作完成的电视剧无法于电视平台播出，网络随即成为新的消化渠道。表面上看，这没有改变网络媒体渠道扩容的命运，但随着一些优质剧集经由网络首播，发酵口碑，转而反向输出到电视媒体，不变之中的变化实则已经出现——从先台后网到先网后台，播出窗口时序的调整暗含了新旧媒介权力关系的嬗变。但这种嬗变并没有触达根本，即网络视频依然没有将内容话语权据为己有。(www.daowen.com)

根据加拿大传播政治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关于“空间化权力网络的建构”的观点，“传播产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可通过集中来实现”^[57]，其中手段之一即通过控制产业链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生产、分配等），保持自身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网络自制剧的繁荣实现了这一点，内容自制的背后是网络视频以资本为媒介，经由对版权和股权的争夺，对投资、制作、宣发等各个环节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