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露锋芒到坠落谷底，再到走出泥沼，重新出发，十余年间，播客在这条布满荆棘与花环的道路上，行走得并不轻松。如若将昔日的播客与今日的移动音频媒体两相对比，其中的“变”与“不变”，将是把握播客演化内在规律的重要参考。

播客的“不变”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它与传统广播“亦敌亦友”的竞合关系不变。广播依然是播客最主要的内容提供商之一，播客则为广播传播渠道的延伸与拓展提供平台。二是媒介赋权的底色不变。对用户生产内容（UGC）的再重视，使内置于播客基因里的赋权逻辑及由此衍生的赋权范式，重焕光彩。

播客亦在因应时代的变迁进化自身，呈现出移动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不仅如此，它在汲取自身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也在探索广告投放之外的盈利模式，涉足知识付费成为关键一环。

关于何为“知识付费”，目前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一个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知识付费脱胎于内容付费，致力于消除知识盈余时代，用户的知识焦虑，为其把控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提供把手。”^[27]在此，知识具有“一低三高”的特点：“低频度使用、高跨界度、高精粹度和高场景度。”^[28]

移动音频媒体对知识付费市场的切入始于2016年，标志性事件是喜马拉雅FM携手《奇葩说》推出口才培训节目《好好说话》。这档以“教人避开沟通雷区，把话说得漂亮得体”的节目一经上线，即显露出爆款之相，短短几个月内，专辑播放量突破千万。《好好说话》的成功诠释了知识付费的变现逻辑。移动音频媒体在此扮演了桥梁纽带的角色：它一面以流量和分红机制为依托，吸引高质量内容生产者持续产出；一面以优质内容为诱饵，诱使用户付费购买。由此，“生产者—平台—用户”三者间的纵向关系被打通，“经由资金和流量直接对接所形成的闭环盈利模式，大大提升了平台盈利的张力”^[29]。

无论愿意承认与否，如今移动音频媒体的红火多少是商业资本运作的结果。单看各家的数据指标，形势一片大好，但剥离商业因素的制约，挤掉概念炒作的水分，表象下的软肋一一浮现。(www.daowen.com)

移动音频媒体对场景的适配并不完美。它偏向对用户所在空间的简单渗透，即依据用户的使用习惯，推送音频产品。未来，移动音频媒体能否与地图等空间呈现介质通力合作，基于空间位置，推送更多维、更个性化的生活资讯；能否在关注此时此刻场景下用户诉求的同时，对过去场景和将来场景中的诉求予以挖掘，将决定移动音频媒体在场景时代可以作为的空间与上限。

依靠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引导用户付费的盈利模式固然成效显著，但对于可能潜在的风险亦必须正视。福柯在阐释符号与物的关系时认为，“符号与物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文化是横亘于两者间的变数，赋予了符号指向自身的能力。这意味着当符号以传播媒介的身份存在时，总是倾向于切断与物的连接通道，而专注于自身的增值潜能”^[30]。移动音频媒体头部内容生产的主体多为垂直细分领域中的知名人士，用户对内容的消费固然有基于质量的考量，但也不乏对符号意义本身的追逐。一旦生产者的魅力消散，符号价值的虚高势必会对头部内容造成伤害。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风险源自话语权的漂移。伴随专业生产者（机构）对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用户的黏着性增强。这在促使用户注意力聚焦的同时，也驱使媒体平台投入更多的资源助其推广。内容沉淀的结果是少数专业主播影响力的上升，“专业色彩+寡头格局”可能使播客的赋权色彩再度失色。

在有关传媒未来的种种论断中，“万物皆媒”^[31]已渐成业界和学界共识。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泛媒化时代，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将数据化和终端化，并借由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实现彼此互联。理想状态下，移动音频媒体将以人体传感器的形式继续存在，问题的变数在于在传感器遍地的智能生态圈中，移动音频媒体能否弯道超车，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既考验着资本的耐心，又考验着运营者的格局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