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播客兴起伊始的种种，以下几条轨迹的交织在相当程度上描刻了这一媒介样态的发展图景：一是介质形式的嬗变——从音频播客到音视频播客双轨并行，从个人播客一枝独秀到播客网站渐趋主流；二是生产主体的转型——采编设备的“去媒体化”促使草根大众取代媒体人士，成为主流创作群体；三是内容构成的多维化——原创型播客全面开花，复制型播客持续发力，助力播客从个体化运作模式向大众化共享运作模式转化。

在技术、资本、政策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播客成为广播电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既表现为对线性传播模式与长音（视）频内容形态的解构，又表现为对广电渠道与用户的分流；播客更是一种自媒体形态，其对传统媒体“反叛”表象的背后所隐喻的，是对信息传播方式及以之为媒所衍生的信息传播权力的变革，这是理解播客之于媒介生态，乃至之于整个社会有机体深层影响的关键所在。

（一）符号生产权和解释权的下放

亦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精辟阐释的那样，“人类并非生活于纯粹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于符号宇宙之中”^[13]；人究其本质亦是一种符号，“无论是人之思维还是人之行为都带有符号化的特征”^[14]。虽然个体总是经由符号来认知自我、感知世界，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自由生产和组合符号的权力是被把控在传统媒体手中的。播客承继了Web 2.0用户参与的架构，通过对渠道自由、内容共享的平台数据库的建构，将符号的生产权和解释权下放于民——这是草根大众获得话语权的机理所在。

播客符号生产权的下放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将内容生产主体由传统媒体扩展至普通个人；将媒介组织制度化、流程化的生产方式拓展为个体“自组织”式的、随机化的内容产出。两厢耦合的结果是选材自由化、语言个性化、画面粗粝化、体量片段化的民间影像的出现。播客亦因此一改传统媒体布道式、封闭式的言说方式，嬗变为一个公开与私密兼具的、开放式的文本空间。

“快乐文本”和“极乐文本”的区分是由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首先完成的。在他的概念框架下，“快乐文本以认知为目标，与阅读快感的获取和意义的把握相勾连；极乐文本则不然，它追求理解的断裂与危机，代表了对精神自由的维护和对观念禁忌的颠覆”^[15]。如果将传统媒体的媒介文本视为“快乐文本”的化身，那么，播客媒介文本就是“极乐文本”的典型。它一反前者对生产者意图心领神会的强调，将焦点放置于个体对文本的自由诠释上。于是，原本具有本源的封闭式结构文本被置换成不同符号相互指涉和游移的开放系统；阅读的快感亦由对文本逻辑的拓展，抑或对事实真相的追问，让位于意指过程的层层堆叠。

（二）关系的重塑与资源的重组

与门户网站等Web 1.0产品强调人与内容的连接不同，以播客为代表的Web 2.0产品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连接。在此种网络模式下，无论是社会关系、资源分发还是权力范式都在发生变化。

“电子对话”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桑德拉·鲍尔提出的。她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分别界定为对话式、独白式、电子对话式的传播形态。从“对话—独白—电子对话”的演变，折射的是对传受双方互动关系的找补，“新媒介即关系”^[16]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www.daowen.com)

然而，此“关系”与人际传播时代的“关系”又有所迥异。在人际传播时代，人与人以地域、血缘为纽带，形成基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强连带”；而在播客所建构的关系空间中，不仅“强连带”“弱连带”兼而有之，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弱连带”在发挥主要的桥接作用。素昧平生的离散个体经由对播客的自由评论和转载而穿透时空和阶层的区隔，生发出全新的关系网络。

社会资源的分发机制因关系网络下信息资源稀缺性的稀释而发生改变。人们不再为信息短缺而忧虑，反而因信息过剩而不知所措。信息资源边际成本的断崖式下跌，使过去零和博弈式的资源分发模式被协同分发模式所取代，被传统“二八定律”所忽视的“长尾”需求因应分众化时代的来临而得以满足。

新的权力范式应运而生，“关系赋权”或许是最贴切的注脚。进一步地，此种赋权范式可拆解为以下子命题：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传播中心，对生产与传播的内容享有最终决定权，信息控制力的增强意味着信息落点与流动路径的精准化；关系网络的自由延展、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弱化了个体对“单位”这一资源分发单元的依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于是，“众多籍籍无名者借由播客这一关系平台，越过行政、资本、武力等传统权力来源的外在赋予，以星星之火之姿，形成可以燎原之势，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17]。

（三）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间缺口的撕裂

仔细分析“拟态环境”与“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内涵，至少有两组概念与之有所关联：一组是由M.E.麦库姆斯和D.L.肖所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一组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言的“文化霸权”。虽然几组概念在关注点上有所差异，但字里行间的表述所指向的无不是大众传媒在舆论场域中的强势地位——以语言、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为代表的“拟态事件”，即使在初始阶段并不具备典型性，可一旦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不日即可成为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

播客天生就带有叛逆的因子，将传统电台电视台定性为循规蹈矩与套话连篇。亦如“反波”所宣誓的那样，它试图“用真实为盾牌抵御虚伪，以自由为利器刺向陈规”，其结果就是于边界日渐模糊的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之间撕开一道缺口。

缺口的撕裂固然与播客的传播内容有关；倘若从传媒技术的视角切入，则又与互动界面的建构相连。所谓界面，即呈现媒介内容的物质载体，诸如报纸的纸张、电影的银幕、电视机的屏幕等，皆可纳入这一概念范畴。伴随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的产生，互动界面成为主流。它在传统界面的基础上，增添了软件层面的要求——软件的存在不仅保证了信息系统的顺畅运行，也重新定义着“人—媒介—信息”之间的交互关系。

借助互动界面的成型，播客构建了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新型传受格局。受众以界面为依托参与到信息的反馈中，互动机制取代了单向传播。受众或通过评论媒体内容，直接对下一轮的媒介议程施加影响；或通过评论加转载的方式，将所见所思分享给其他人，借由滚雪球式的舆论发酵，间接影响媒介的传播议程。如此，在舆论场中失声许久的民间声音被不断放大，为人们区分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与真实世界提供了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