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加工、分发、消费四个环节并非直线式的由此及彼，而是循环往复的闭环结构。这一流程模式意味着采集不仅是搜寻视频素材的过程，还是集纳用户反馈的过程。5G对上述两大维度的影响是经由对互联网“连接”能力的增强实现的。

（一）5G赋能：从“人—人连接”到“万物互联”

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将“连接”视为互联网进化的基本法则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钢教授。在《物联网和Web 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一文中，他顺延Web 1.0、Web 2.0、Web 3.0的时间脉络，梳理了人与信息连接、人与人连接、人与物质世界连接的互联网演进线路图。^[50]此后，彭兰教授将前Web时代到Web 2.0时代的“连接”分别落脚于终端网络的连接、内容网络的连接、关系网络和服务网络的连接，并基于技术逻辑的视角指出，在Web 3.0时代，不仅内容网络、关系网络、服务网络会进一步融合交互，终端网络亦将发生质变。^[51]万物皆媒、“人—物”共生乃至人机合一均是终端网络未来可能的图景。^[52]

为何学者们如此重视“连接”问题？进一步地，“连接”这一法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社会能量？作为新媒体研究的探路者之一，方兴东教授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他在全景式考察中国互联网25年演进脉络的基础上，如是描述“连接”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互联网之于中国社会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它从弱连接的社会变成强连接的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和动力机制，由此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变化。”^[53]

5G是对互联网“连接”能力的又一次强化，这至少可从下述指标予以衡量：在“连接”的速度上，可提供至少十倍于4G的峰值速率^[54]；在“连接”的密度上，每平方公里的并联数可达百万级^[55]；在“连接”的同步性上，数据的传输时延可降至毫秒^[56]；在“连接”的类型上，“物”被赋予了信息终端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成为人体的外延。这一切均预示了一个连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时代的到来。

（二）素材采集：从以“人”为介到以“物”为媒

“万物互联”意味着网络视频素材采集的主体与方式愈加多元。在前互联网时代，视频采集多半是由专业人士完成的。他们通过对生产工具的排他性占有，垄断了视频信息的获取入口。在相当程度上，这是葛兰西所言的“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权力集团并未采取强制手段，逼迫人民放弃对清醒认知的判断。但吊诡的是，由其把控的媒介所描述的对社会运转的理解，在被人民认可的同时，又恰好与掌权者的利益一脉相承。^[57]

及至视频分享时代，视频采集的主体由专业人士向草根群体拓展，由此扩大并丰富着素材采集的范围与类型。此种分布式的视频采集方式至少以如下两种形式发挥作用：一是直接转化为新闻产品，成为专业新闻报道的有力补充；二是作为新闻线索，吸引传统媒体跟进，形成“网络视频牵头—传统媒体发力—二者汇流”的舆论闭环。

上述两大采集方式在5G时代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此之外，以监控摄像头、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等为代表的传感器，也将成为网络视频素材采集的主要手段，其对人之采集能力的突破至少可从下述指标予以描摹。

泛在性：传感器经由触达人之肉身所达至不了的区域以及超逸人之认知视野的盲区等多元路径，在宏观与微观、公域与私域、历时性与共时性等不同向度上延展数据采集的外延。(www.daowen.com)

精准性：除非出现程序错误或人为干预，否则，传感器可在最大限度上减少数据获取的偏差。

灵敏性：传感器采集数据的过程也是与特定情境中的人、物、环境等要素“对话”的过程，其间细微变化的被记录成为可能。

在上述优势的裹挟下，传感器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正在全球新闻业中攻城略地，尤其是在环境新闻、调查新闻、参与式新闻等领域声势渐显。然而，经由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亦面临传播伦理上的困境。不仅数据采集的边界暧昧不清，容易造成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新闻机构遵循功利主义的伦理视角，在不充分权衡道德、法律、社会责任等诸多因素关系的情况下，盲目地将无人机等传感器纳入新闻业，或将公众的人身安全置于危险的境地”^[58]。

（三）反馈采集：有效信息与“数据修饰”的二元悖论

网络视频采集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内容平台更懂用户，这源于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基于算法模型的对用户行为、用户偏好的深度挖掘。在此，算法被定义为“任何良定义的计算过程”^[59]。就本质而言，它可视为米歇尔·福柯所言的弥散化权力的一种，并伴随新媒体语境下“权力运作方式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化，从高高在上的外部特征向生活话语的内在机制转化，从规范性逻辑向事实性逻辑转化，从表达向交流转化”^[60]而广泛渗透进社会有机体之中。

“大数据+算法”在网络视频领域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应用是《纸牌屋》的大获成功。Netflix在将用户观看行为、评分记录、搜索请求等予以数据化后，发现了BBC剧、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三者粉丝群体交叉的事实，开创了“大数剧”制作的先河。虽然这一案例并非5G时代的新进个案，但可以预见的是，类似《纸牌屋》的制作方式将越发常态化，为分众化传播和精准化传播提供了遵循。

5G时代网络视频用户反馈的采集应警惕“数据修饰”的风险，且此种风险常与观看本身是否被当作个人品位的某种公开化的竞赛符号正向相关。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种阐释的视角。依照这一理论，人人之间的交往被视为特定情境下的一种表演，表演的场所被定义为舞台，舞台又被区隔为前区和后区。前区是社会化理想形象的形塑，后区则更多的是自发性主我的流露。经由将不足放置于后区，并在前区积极美化自我，是个体印象管理的主要手段。^[61]

进一步地，可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理解个体“自我修饰”的更深层的动因。拉康认为，“人的欲望就是在他人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62]，故而“自我与他者相关，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构建的”^[63]，“离开他者这个系统，自我将不可想象”^[64]。在此，“象征秩序”的概念被提出，它不单指代他人，还指代他人在内的一切语言文化与社会关系。回归现象层面，个人对数据有目的性的操控或将带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不匹配，“客制化”视频中既蕴含着真实，又蕴含着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