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网络视频红人从一个单纯的文化事件过渡为“文化+商业”事件的耦合之外，这一时期网络视频红人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概念外延的泛化。网络视频红人不仅指人，还指物。自然风光、商品、音乐等或者通过直播平台或短视频平台走红，或者借助平台扩大自身影响力，获得了病毒式传播效应。

四川大凉山阿土列尔村又称“悬崖村”，该村地势险要，村民进出村子要爬藤梯。这一场景被拍成视频于快手分发后，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前来，连带着村里的土特产也受到青睐。无独有偶，敦煌、锡林郭勒等地也与短视频平台达成战略合作，通过镜头展现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美食文化等，成为技术赋能的代表。

许多爆款商品被冠以网红款的名号，成为时下年轻人消费的对象。以网红奶茶奈雪的茶为例，它的成功至少是下述几大因素合力的结果：一是品质优先，不断研发新的口味，并率先推出了“茶饮+欧包”的搭配方式；二是独树一帜的就餐氛围，店里的色调和灯光温暖而明亮，力争让女性消费群体在自拍后，不用后期补光和修图；三是善用社交媒体，在此，社交媒体不仅是产品宣发的渠道，还是集纳消费者智慧的平台。

部分音乐因短视频平台翻红或走红，被冠以“抖音神曲”之名。“抖音神曲”在歌词上，不讲求逻辑是否通顺，而在于是否有类似口号式的、让人容易记忆的句子；在作曲上，旋律简单易学，尤其是副歌部分不断重复，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音乐联想。流行一时的《学猫叫》《隔壁泰山》《野狼Disco》等皆是这一创作范式下的产物。(www.daowen.com)

万物皆网红时代的来临滋生了一系列问题。对于实物型网红而言，最突出的弊病是名气与质量不相符。以网红景点为例，人们去网红景点打卡不仅是为了游玩，还将其视为标识自己“潮人”身份的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社交货币，附着了社交属性。然而，游客在体验玻璃滑道、高空体验项目等网红项目时接连受伤甚至死亡案例的出现，揭开了网红景点急功近利的丑态。

对于文化型网红而言，其所面临的是带偏大众审美取向，拉低大众审美标准的质疑。以抖音神曲为例，“低俗”（Low）是其现阶段撕不掉的标签。这其中固然有既存文化圈层对新兴文化圈层的排斥，但更主要的，是抖音神曲创作的模式化所流露出的浮躁气息。这与消费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关，也与互联网本身的演化相匹配。一切亦如互联网的发明者之一伦纳德·克莱因罗克教授在互联网50周年（1969—2019）时所论述的那样，“互联网正在使我们失去思考的能力”。^[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