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KUSO）一词发轫于日本电玩界，后以网络为通道，依次传至中国台湾、香港和内地。作为舶来词，恶搞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用语还是新近之事，但其所描述的取材碎片化、形式无厘头化、风格荒诞化、效果喜剧化的文化现象，从未在中国文化中缺席。诸如周氏喜剧、冯氏贺岁片、王朔“痞子文学”等，在搞笑之余，莫不带有反讽、解构的意味。然而，恶搞文化真正得到主流文化关注，还是在网络兴起之后。互联网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以及网络传播机制所造就的放大器效应，加速了恶搞文化的普及速度。其中，《大史记》三部曲堪称网络视频恶搞的“开山之作”。

《大史记》^[17]（俗称《大史记1》）发行于2001年11月，是北京电视台员工卢小宝为北京演艺人协会年会所创作的节目。该片并没有一条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相反，它通过将《东邪西毒》《不见不散》《鬼子来了》等当代电影与《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董存瑞》等革命老电影杂糅在一起，并辅之以雌雄莫辨的语调和辛辣直白的台词，将过去一年间发生的大事（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中国加入WTO、楼市涨价等）以片段化的方式一一呈现，既“笑果”满满，又发人深思。

《分家在十月》^[18]（俗称《大史记2》）出品于2001年2月。它以《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两部苏联电影为原始素材，以“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为内容要旨，虚拟了一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内部争权的闹剧。在这出闹剧中，所有人物均被冠以新闻评论部员工的真实姓名（如白岩松·斯基、梁建增·诺夫等），且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语言特征，都颇能反映现实本尊的风采。凭借犀利的调侃，《分家在十月》于2002年5月前后风靡互联网络。由于没有署名，一度被外界解读为是表达央视员工愤怒之情的地下作品，引发坊间揣测不断。

作为《大史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粮食》^[19]制作于2000年2月，且与《分家在十月》同气连枝，均出自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之手。《粮食》戏仿的对象是1959年的经典抗战故事片《粮食》，通过重新剪辑配音，原作中鬼子抢粮的剧情主线被袁正暗（袁正明之子）、孙遇败（孙玉胜之子）、李三角（李媛媛之子）三方争抢片源的故事所取代。影片全程高能，方言与英语齐飞，搞笑与毒舌并存，一批央视名人均“沦为”被涮的对象。(www.daowen.com)

虽然被冠以“三部曲”之称，但《大史记》《分家在十月》《粮食》既没有时间上的延承性，又没有剧情上的关联性，唯一相似之处大概是三者均是媒介精英自娱自乐的产物。虽然这与当时草根占主导的文字恶搞（如韩乔生语录）、图片恶搞（如PS小胖）存有生产主体上的差异，但在制作原理上并无本质不同。

能指和所指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可视为对“命名论”观点的批评与修正。“命名论”假定，可用语言表示的思想和概念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不同语言只是利用独占性的语音形式将其标签化，因此，语言是事物的“分类命名集”，即“词=事物名称”。索绪尔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语言符号所连接的其实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用来表示概念的音响形象即为能指，又称符号施指；被音响形象表示的概念即为所指，又称符号受指”^[20]。能指和所指互为依托，并经由语言符号所处系统的内部关联生产意义。

恶搞影像所依赖的能指和所指间关系的重塑，是以复制和拼贴为具体手段实现的。创作者们首先从既有文本中挑选出所需素材，然后按照自我逻辑重新排列组合。能指的分崩离析造成了所指的颠覆性转移，其结果是画面与画面、画面与台词、台词与台词间既有逻辑链条的断裂。“破”的极致即为“立”，对原生语境的清洗使恶搞影像在揶揄原作、博君一笑的同时，也创造出全新的语义，并由此缔造了生产主体的仪式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