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世纪，朱子学引起了欧美西方人的注意。最初，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把“神”翻译成“上帝”，并开始研究新儒学。由此，朱子学在传教士中得以流行。1714年，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名为全书，实是一个朱熹语类、书信一类的选集，但却是供人们引用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价值、影响很大。1836至1837年，E·C·布里奇曼把朱熹的《小学》翻译成英文，接着又把《朱子全书》中关于宇宙、天地、日月等章节译成英文，标志着西方直接以朱熹原始资料为基础研究其思想。1874年，托马斯·麦克克拉奇把《朱子全书》第49章关于“理”与“气”的章节译成英文，1876年乔治·封·德·卡布兰兹翻译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包括朱熹的注。1879年威廉姆·格鲁伯选择了朱熹关于“理”与“气”的章节和朱熹的《通书》注译为德文。1887年查理·德·阿雷从高攀龙的《朱子节要》中选择了一些章节译为法文，1890年又从《性理精义》中选译了有关周敦颐、张载、邵雍的段落，包括朱熹对《正蒙》和《西铭》的批注。1906年利昂·威格神父发表《哲学引述：儒教、道教、佛教》，专门为朱熹写了一章，讲到“理”与“气”、“阴”与“阳”、人性、天命、善恶等。1922年J·佩里·布鲁斯把《朱子全书》的第42—48章译成英文，名为《朱熹著：〈人类本性的哲学〉》，论述人的本性、事物的本性、人的命运、自然界的本性等。1960年威廉·西奥多、藩·百里、伯顿·沃森和陈荣捷编纂了《中国传统的原始资料集》，陈荣捷从《朱子全书》中选择了关于“理气”、“太极”、“鬼神”、人与事物、自然与天命、理智与人性的段落，方面较广阔。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原始资料》中，陈荣捷又将朱熹论“仁”、给湖南绅士的一封信、论“内省”和《朱子全书》中谈话的一些章节翻译为英文。1953年西方有了朱熹和吕祖谦共编的《近思录》第一个德译本，这是由厄拉夫·格拉夫神父经过多年精心工作译成的。后来陈荣捷又直接从中文原著加上中国的张伯行、江永、茅星来，日本的中村惕斋、贝原益轩和朝鲜金长生的评注，是一个最完备的《近思录》英译本。这些朱熹著作的法、英、德文的艰巨的翻译工作，为近二、三十年来西方朱子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方在翻译朱熹著作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尽管最初停留在天主教传教士关于朱熹“天”、“上帝”和“天主”是否一样问题的争论上，但这个争论亦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区分东西方哲学的异同，而且也可以了解东方哲学的特点。17世纪尼科拉·朗格巴底神父主张新儒家学派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化的神，并认为“鬼神”亦不是“天使”，得到安托诺·德·圣玛利的支持。莱布尼茨在1701年至1710年间，读了朗格巴底的《关于中国宗教某些问题》的论文和圣玛利的《关于中国传教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论文后，给尼科拉·德·莱蒙写了一封长信，他认为朱熹哲学的基础是“原理”和宇宙万物“原理”是抽象的，不具拟人的特点；然“理”可如利玛窦所说的具有人格化特点，因“理”是道德原则，而不是物质实体。1894年，斯坦尼斯·勒·盖尔的《朱熹，其学说与影响》，企图说明朱熹是唯物主义者。次年，查理·德·阿雷认为盖尔把朱熹看成唯物主义者是极大的错误。1896年，勒·盖尔致德·阿雷一封公开信，又肯定朱熹不仅是唯物主义者，而且是无神论者，德·阿雷又写了《朱熹是无神论者吗——朱熹与盖尔神父》，认为朱意把“天”看作“上帝”。1898年德·阿雷在《朱熹和近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继承者都是无神论者吗？》中再次批评盖尔把朱熹看成无神论者的错误。1916年布鲁斯发表《宋代哲学的有神论的含义》，认为新儒家学派在物与精神之间没有区别，“理”具有宗教特性，“天”即是“上帝”，既然人的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一切行动就必须对“上天”负责。1923年布鲁斯发表《朱熹和他的前辈》时将第四部分改为《朱熹哲学的有神论的含意》，认为朱熹把“天”看作神的无所不在性，具有人格化特性。不久，G·袄伦神父写了《朱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吗？》，他同意布鲁斯认为朱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认为朱熹讲“天命”，具有人格化的特点。此后，西方似乎都同意朱熹不是无神论者。但1956年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认为盖尔比布鲁斯的研究要深刻，反对认为朱熹具有人格化的神的概念。他从自然科学角度的五个方面讨论了朱熹的前辈、“太极”、“理气”、循环式的进化的自然主义以及对不灭性和神性的否定，对朱子学的研究别开了生面。

在认识论方面，W·E·霍金在1936年写了《朱熹的认识的学说》，认为朱熹格物的目的在于充分理解“理”。这样，可认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然而在朱熹的学说中，主张对理的穷尽，导致人的本性的充分体现，性理合一，这就使朱熹成为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俞检身认为朱熹的格物和致知没有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与事物接触时才能弄清它的本性。这就是说直觉和理性同时存在，认识的客观性是自由和自发存在的。李约瑟认为朱熹格物的对象是“人”，自然界是第二位的。他认为宋代有过卓越的科学成就，而新儒家学派的世界观实质上与科学相一致。

在方法论上，1955年盖伦·尤金·萨金特的《朱熹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论述了朱熹严谨与正直相辅相成的方法，从研究较低程度事物以达到对较高程度的理解以及调查事物以纠正思想等等。(www.daowen.com)

另外，在朱陆异同、道统以及朱熹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方面，均有文章论述。1971年在朱史研究会上，刘子健论述了“道学”的背景和朱熹学说被看成“伪学”的过程。1955年盖伦·尤金·萨金特的《朱熹反对佛教》，从社会的、理论的、实际的内容出发，来批判佛教。他的评论是公正的，因为他是研究佛教权威保尔·戴密微的学生。陈荣捷在《中国哲学原始资料集》中，指出朱熹对佛教批判的广泛范围。在这方面，最具哲学昧的论著，要算傅伟勋的。他探讨新儒家学派与大乘佛教之间的对立，指出程颐和朱熹对佛教思想先验论的批判，很有说服力。

同时，西方学者在研究朱子学时，往往同西方哲学家相比较。E·V·赞克把朱熹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相比较，福光除同意赞克外，认为朱熹和圣·托马斯相似。布鲁斯认为朱熹和斯宾诺莎之间有相似之处，朱熹关于“太极”与“阴阳”两种物质力量和斯宾诺莎的上帝相似。格拉夫神父把他的《近思录》一节用《朱熹与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为标题，极力强调朱熹的“天”与斯宾诺莎的“上帝”一样；“仁”与“上帝的理性的爱”一样；一切事物始于“太极”与上帝的一致性，都很相似，甚至两位哲学家的生活亦相似。1950年保罗·卡拉汉对朱熹和圣·托马斯做了比较研究。杜维明认为，朱熹在学术上的地位，相当于阿奎那在基督教史上的地位。李约瑟认为圣·托马斯对欧洲中世纪哲学的综合和斯宾诺莎对宇宙万物自然主义观点与朱熹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