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时代，大阪成为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最大中心。随着商业资本势力的增大，大阪也就成了“町人”（买卖人）之都因而发展了町人文化。这样。大阪朱子学和其他朱子学派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即其他朱子学派是为幕府统治者武士阶级服务的，而大阪朱子学则是为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服务。

大阪朱子学以怀德堂为中心。怀德堂起源于1724年，创立于1726年，废于明治维新时代，长达140年之久。怀德堂的学风为：第一，反对教条主义。大阪朱子学派虽然极其尊信朱熹思想，但同时也兼修陆（九渊）王（阳明）之学，颇富批判精神。第二，科学研究的倾向。大阪朱子学对神佛鬼仙之说，都给以严格的批判，批判方法与当时科学相接近。第三，尊王贱霸思想。这一思想为后来推翻幕府统治，奠定了基础。第四，平民教育。在怀德堂最初的壁书里，有几条明文规定，平民百姓，也可来听讲，授课内容通俗易懂，没有书本子的人，也能听懂；听讲中若有紧要事情，也可以半途而退等。这都适合于买卖人的生活习惯，而且适合于平民教育的宗旨。

基于这样的学风，大阪朱子学具有以下的四个特点：

①人本主义。

大阪朱子学者常常站在商人资本家立场上说话，反映了大阪的市民社会思想和商人本位思想。如他们指出商人之利如农夫作业，如士子功名，皆义而非利，只有贪非份之高利，才流于奸曲而背义，所以认为商人只是为谋利欲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还指出商人之富，是劳动所得，理所应当的。“贫富在天是士大夫之事矣，在商贾中，则未尝有束手俟命者，故商贾不以天命为借口，而专注精力于事业。士大夫虽欲求富，但无所事耳，而商贾则日夜精于事业。故孔夫子所谓受命，在商贾中而言，则谓其守经勤业，不作奇权之术，时至而成富者。”这是很现实的商人本位思想。

②实用主义。

大阪朱子学派认为所谓“道”，是指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而言。如他们认为：君子之道、尧舜之道、夫子之道、吾道之道，皆与人伦日用当行者非两事。基于这种思想，他们批评“穷理至极、豁然贯通无不明，为初学工夫”的荒谬之说，认为：若以一人之心，百年之功，而欲推穷万事万物之理，是很难的。所以他们主张：天下事物之理与我无关者，不必讲求。像蚕何由而吐丝，麻何由而生缕，鸡豚何以养人，酒醴何以醉人，鱼何以游泳，禽何以飞翔，……其间之理，皆可置而不论。然而，唯我所以应物之方，则不可不知。这种实用主义思想，求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对于朱子学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个批评。同时，它也反映了商人狭窄的功利思想。

③合理主义。

大阪朱子学派提倡一种合理主义的格物方法，这就是注重知行并进的实践。他们解释“格物”为：所谓格物，就是躬往践其地，莅其事，执其劳。譬如欲知稼穑之理，必先执束耜，亲耕耘，然后其理可得而知也；若欲知音乐之理，必先亲吹竽击钟，进退舞蹈；若欲孝欲悌欲信，必亲莅其事而得焉……这就是知行并进之方，若瞑搜妄索，徒费精神。这种合理主义思想，明显的是受了当时科学知识的影响。如他们应用历法新知识，否定了历法旧知识。同时，从这一合理主义思想出发，大阪朱子学者又对神鬼佛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

④尊王主义。

由于大阪距离幕府所在地江户较远，所以，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比较解放，富于尊王贱霸的精神。如他们竭力宣扬大义名分论：

神武辟宇，斯立人极，光参日月，绪等天壤，圣圣相传，无姓可纪，但谓之天孙耳。……一治一乱，寰宇永为武人之有，方恣其吞噬之时，天地为之震动，离宫之饿，泡岛之狩，王道如线，绾于其手，然皆不敢流涎于彝鼎，大统至今，穆如在天上者何耶？岂畏天哉！将以民彝之不可废也。嗟乎！是我邦礼文所以度越外国者，于此未尝不蹶然而为之叹息者也。这是说，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皇位是圣圣相承，不可取代的。但自镰仓幕府始，武家政权取替了皇权。这是上天所不能容，民彝所不能忍的。礼乐刑政自天子出，武家之权应归还天皇所有。这种尊王贱霸思想反映了大阪朱子学者对武人的反感和对王室的倾向心理。(www.daowen.com)

（5）水户学派

水户学派是以水户德川家编纂《大日本史》事业为中心而发达起来的一大思想体系。水户学派的特点是发展了朱熹的史学思想。

水户学派仿效朱熹的《通鉴纲目》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历经230年时间，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正史——《大日本史》。其基本精神为提倡大义名分主义。具体说，有三点：

第一是核名实。

所谓核名实，就是说要用一字不苟的书法，来崇实抑虚，在据事直书之中，使名必副实，实必副名。这样，褒贬之意，跃然自见。这种作法来自朱熹的《通鉴纲目》。例如，“若以政大皇弟为皇太子，于名虽当，但于义甚乖，既失事实，又无明据，故书立为东宫。前后均以大海人皇子称之。这样，书法贵严，而义自见。这乃是朱紫阳纲目之微意也。”

第二是正名分。

日本自镰仓幕府建立后，天皇大权旁落，威信渐衰。而水户学派公开尊重王权。编纂《大日本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君臣颠倒，权臣专制的现象，以正皇统，整饬纲纪。为此，《大日本史》为了正名分，在三件史事处理上，严格地贯彻了大义名分思想。第一件事是将历来被尊为天皇的神功皇后列入后妃传。其理由是其未践位。第二件事是将天智天皇的儿子大友皇子列入本纪，“帝大友实天智帝之储贰，其缵大统明矣”，“今据《怀风藻》《水镜》之文，创帝大友纪”。第三件事是将日本南北朝时的南朝作为正统皇系。《大日本史》以正皇统为准绳，改变了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对南北朝时期的忠王之臣楠木正成的评价。史书历来因他尊奉南朝、反抗北朝，而视之为逆臣。《大日本史》以南朝为正宗（其理由是象征天皇权威的三种神器在南朝），因此，楠木正成得以正名。

第三是奖名行。

《大日本史》宣扬大义名分思想，其目的是要“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和“劝善惩恶，永肃将来”。故此，《大日本史》所以立“神祇志”，是要揭示“宗祠衰而氏族紊”以及“权臣专制而名教扫地，庶官为之旷废，礼乐为之崩坏，遂使庄田盛而财政乱，朝纲替而兵刑滥”的弊病，以使“后之观古者，其有所鉴焉”。所以立“氏族志”，是要揭示外戚专权，武人得势，及豪族争占郡乡，不事朝廷，遂使氏族之法紊乱的史事，从而申明“明伦而察物，反本以类族，王政之所重”。所以立“孝子传”，是要阐明“孝，百行之本”，“非孝无以为教”之类的道理。所以立“叛臣传”和“逆臣传”，是要说明“一有间隔离叛，小则惩戒，大则诛戮，必除去而使之合，然后天下之治可得而成”，以及“一有弑逆之臣，则人人得而诛之”的道理。

日本朱子学者或从“理”、或从“气”、或从“穷理”、或从“格物”、或从伦理、或从历史等侧面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别具一格的日本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建构、人伦道德、经济发展、西学摄入等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