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它反映客观事物的属性、联系或关系，人类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对事物的认识是在生活实践中实现的，即在接触与处理事物的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冥思苦想的结果，因此，离开了“多闻”、“多见”、“多识”、“多问”，人们则无法获得直接知识。为此，朱熹所说的“博学”，不专指学习书本知识。读书固然是“学”，而多闻、多见、多识、多问也是“学”，通过闻、见、识、问及读书诸多途径去广博地接触与获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朱熹“博学”思想的真谛所在。而其中他把闻、见、识、问等实行，视为“博学”的基础，即视“实行”为“博学”第一义。

这一思想反映在他解释《论语·泰伯》中“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两句话时说：

笃，厚力也。

知得不实，故行得无力。

见得分明，则行之自有力；知之未至，所以为之不力。这表明，在实行方面越肯下功夫，则知识的获得就越精、越深、越多，即越博学，博学来自于笃行、力行、实行。

另外，朱熹在与陈淳讨论“博学”方法时，也强调实行就是博学的基础，他说：(www.daowen.com)

今也须如僧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道，这道理方得周遍，不是决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朱熹说这段话的时间是他七十岁之时，这是他治学思想的晚年定论，亦是他教导学生学习的大宗旨。其中的“接”、“察”、“览”、“观”就是“实行”的具体方法，通过这些具体方法，就会在实际中理会许多事理，而成为知识渊博的圣贤。

再有，从朱熹对自己的私塾导师程颐关于“真知”思想的阐发中，也表明了博学与实行的统一。程颐说：

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旁有数人，见他说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说了有畏惧之色。程颐这段话，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一切真知来源于直接经验的道理。只有被虎伤过的人，才知道“虎之猛可畏”。程颐由此得出“学者深知亦如此”的结论。即在亲身实行的基础上，才能积累丰富的知识，实行就是知识。朱熹进一步发挥程颐的这一思想，说：

曾被虎伤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伤的，须逐旋思量个被伤的道理，见得与伤者一般方是。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作功夫，到然后始能贯通。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这几段话表明，朱熹非常重视闻、见，重视亲历其域，既强调“实行”的重要性。因为实行可以转化为知识。受虎伤，则知虎猛；行之广，则知之广；行之深，则知之深。这就是“博学”与“实行”的统一性。

朱熹本人的博学多识，也正是他实行的结果。他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自己一生治学的宗旨。据《福建通志·朱熹传》记载，朱熹的足迹遍历闽、浙、赣、湘四省的名山大川与文化遗迹，他登南岳，观造化之神工以悟宇宙变化之理；他上庐山，览山川之形势以证其所学；他游山水，吟诗作赋；他访书院，升堂讲学。如果不是因北方失陷，战争频繁，朱熹的游历决不会限于南方诸省。朱熹像司马迁、杜甫、李白、玄奘、沈括、徐霞客等大学者一样，通过实地调查、访问、验证，才集学问之博，成为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