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明义返本”的教育目的，朱熹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

从先秦到南宋，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一般是由王室、贵族、官僚所垄断。殷商时代的“右学”或“西学”，周代的“辟雍”，汉代的“太学”或“贵胄学校”，晋朝的“国子学”，南北朝的“玄学馆”、“儒学馆”，“史学馆”等，隋唐时期的“四门学”，北宋时期的“广文馆”、“国子学”、“四门学”、“太学”、“辟雍”等高等学府，招生对象基本上是王公、贵族和官僚子弟，只有少数低级官员与平民子弟才能进入这些学校学习。隋唐时期的文化教育发展极为迅速，但教育对象的等级界限仍然十分严格，不仅学生入学有等级限制，而且各大学之间也有等级区别，如“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都严格规定了官员的品级，只有“四门学”接受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弟和“庶人”中的“俊秀者”。宋代时又一次兴学，范仲淹、王安石都改革了招生规则，除“国子学”专门招收七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入学外，太学、四门学、武学都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各级官员的子弟以及部分庶民子弟都有入学资格，等级界限不再像唐代那样森严了，但由于私学受禁，地方教育和普及教育仍然收效甚微。

朱熹继范仲淹、王安石的教育改革后，又一次大胆地进行了教育改革。他积极提倡创立书院教育制度，扩大招生范围。他说：

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

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朱熹主张，人人都要受教育。这一思想是对孔子“有教无类”的继承。要想扩大教育面，就要改革教学内容。在这里，他按照人的年龄、心理和理解能力，把教学内容分为“小学”和“大学”两部分。

关于“小学”，朱熹认为从八岁到十五岁，为读小学时期。他说：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段话说明了；一，受教育的范围；朱熹在这里是在提倡普及教育。这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改革，二，是与这种普及教育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其中，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是指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践行。譬如学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就是教育儿童按着“忠”、“孝”、“悌”、“信”等道德伦理规矩去作。由于儿童只能学怎样去做，而不明白其中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没有辨别的能力，因此，在教儿童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时，也要特别谨慎，以免染上恶习。《语类》记载：“至人教小孩洒扫、应对，件件要谨慎。一个小孩举止有礼，穿戴齐整，因为是他家长从小教诲得如此。”只有从小很好教其洒扫、应对，长大了才不会养成坏习惯。儿童教育就是要从小就打下好的基础。

小学教育的所谓“六艺”，这里既有贵族所用的礼乐，也包括实用的知识技能。这种“六艺”教育是知能兼求、文武兼备，以求个性人格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

“六艺”中的礼和乐，主要是从德育方面对儿童进行教育，如从小教育孩子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长大便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本；书和数，主要是从智育方面对儿童进行教育，如他所说“行有余力，诵诗读书，咏歌舞蹈”，主张儿童读《诗》，学数等；射和御，则是对儿童进行体育方面的教育。

对于小学的“六艺”教育，朱熹非常重视。他认为小学教育的好坏，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人的大问题。因为大学教育与小学教育具有密切关系。大学教育既是小学教育的继续，又是小学教育内容的深化。从继续来看，小学主要是学其事，大学则是学那事所以然的道理；从教育内容的深化来看，小学是敦其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大学则是教发明此事之理。所以，《语类》有这样的记载：

问：“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以尽其事否？”

曰：“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这便是对事的认识的深化。

关于大学，朱熹认为，十五岁以后为读大学的时期。他说：(www.daowen.com)

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他在《经筵讲义》中也说：“大人之学，为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中，穷理、修身、正心、齐家为“内事”，是讲自身的修养；治国、平天下是“外事”，就是《大学章句序》中所说的“治人”。

关于大学教育内容的教本，朱熹主张以“六艺”为基础教本。大学的“六艺”是指《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他说：

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朱熹主张以传统的儒家经典——《六经》为教本。因为古代老师以《六经》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本，所以后世亦应如此。

如果仅以儒家《六经》为教本，则并无新的意义。然而，朱熹对于《六经》的解释，却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例如：

以通幽明之故的《易》来说，“《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如极数知来之谓，占莫大乎蓍龟，是兴神物。……盖古人淳质，不似后人心机巧。事事理会得。古人遇一事，理会不下，便须去占。占得乾时，元亨便是大亨，利贞便是利在于正。古人便守此占，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即此是《易》之用，人人皆决于此，便是圣人家至户到以教之也。”这是说，确定《易》是一部卜筮的书，是符合《易》的本来面目的。既然本为卜筮而作，就否定了《易》所具有的神圣不可违背的经书性质。由于古人很淳朴，蠢然不晓得“义理”，因此而有《易》之作，后人明“义理”，事事理会得，便不以卜决疑，而是断以“义理”。这样，后人便不以《易》为经，而只是按《易》去卜筮。其结果，动摇了《易》为经的地位。当时，这种动摇《易》为经的言论，遭到了世人的反对。但朱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圣人为了卜筮而作《易》。但许多人不了解这一点，我常常煞费气力，与他人分析。像孔子就只教人读《诗》《书》《礼》等，而原不曾教人去读《易》。”朱熹这种与世不同的见解，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对于《诗》，朱熹打破了《诗》三百篇皆“思无邪”的教条，认为：不是整部《诗》皆思无邪，其中有不“思无邪”的篇章在。如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之事，岂能“思无邪”！关于孔子删《诗》说，朱熹也持怀疑态度。他讲：“所言孔子执笔删那个，存那个，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朱熹关于《诗》的这些见解，固有他的独到之处。

关于《春秋》，朱熹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春秋》“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对此，朱熹解释说，孔子写《春秋》，不过是想写二三百年的历史罢了，并没有寓褒贬在其中。如果后世之人，非要在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便是穿凿附会了。

关于《礼》，朱熹说：“学礼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其他礼制皆然，大抵存于今者，只是个题目在尔。”又说：“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朱熹还主张“三礼”中，应以《仪礼》为主，大戴《礼》与小戴《礼》为《仪礼》之传。

此外，朱熹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这一观点为清人考据学派所肯定。

以上史实表明朱熹主张以儒家经典——六经为大学的教本。但又不迷信传统说法，而能够作出合乎实际且又有特色的解释。这也是朱熹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论是小学的“六艺”还是大学的“六艺”，其教育内容都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自我修养、天地自然为主，其目的是为了造就“内圣”与“外王”和“明德”与“新民”相统一的圣者和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