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十分重视教育目的的明确性。他认为，如果教育目的不明确，学校虽然还在，但无异于虚设。他说：

后世学棱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才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这就是说，由于学校教师的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明确，“怀利去义”，“忘本逐末”，至使教育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比三代季世还不如。而且，朱熹认为这种状况，自秦汉以来就存在。

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只知章句训诂之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明性命道德之归。朱熹以为，正因为这个缘故，才出现教育风俗日衰的现象。时至今日，像福州本来是为学最盛的地方，也是士气不作，风俗日败：

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故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福州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便可想而知了。

朱熹认为，要扭转这种教育日衰的现象。必须要明确教育目的。即：

熹闻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义返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明义返本”便是朱熹奉行的教育目的。

首先，谈“明义”。

关于“义”，朱熹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义”是“天理之所宜”。

朱熹在注释《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时说：

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宜”，按照朱熹的诠释，就是这事“合当”（即应当）这样，那事“合当”（应当）那样。所谓“应当”这样，“应当”那样的标准，便是“天理”。可见，“天理之所宜”，便是“天理”所当作的，就是合乎“义”。他举例说，如今做官，应当廉洁勤勉，这是“天理之所宜”。所以，君子为官应当廉勤。这样做，就合乎天理，就是“义”。

——“义”是“此心之所制”。

什么是“心之制”？朱熹解释说：

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义为天理之所宜”，此事应当这样做，彼事应当那样作。这只是指处物而言，即是就处置外物来说，似乎与人们的道德思想无关。因此，朱熹进一步规定“义”为“心之制”，就是说“心”对人的行为起着支配作用。合于天理的事应当作，不合天理的事不应当作，其关键是“根于人心之固有”，是君子先验具有的“仁”之心。所以，朱熹说，这种“仁”之心才是“义”之本。

可见，“明义”的实质是发扬光大这种“仁”之心。关于“仁”，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规定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这种“爱”和“德”具体体现在“三纲”的父子、君臣、兄弟之间，就是臣事君以“忠”，子事父以“孝”，弟事兄以“悌”；就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是“孝悌”、“忠恕”、“恭敬”、“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规范。而在朱熹心目中，完备地具有这些伦理道德的仁人，就是孔子。他说：

圣人（指孔子）贤于尧舜处，却在于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以垂于世。

自谓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务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即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于至善者，如王通便是。看他于己分上亦甚修饬，其论为治本末，亦有条理，甚有志于斯世，只是规模浅狭，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彻，须是无所不用其极方始是，圣人（孔子）只是常欲扶持这个道理，教他撑天持地。这里，朱熹指出，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就是以“仁”为己任的“内圣”（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外王”（注重对社会的功用）。归根结底，朱熹所谓的“明义”，就是以培养和造就“内圣外王”的“仁人”、“圣贤”为其目的。

其次，谈“返本”。

朱熹认为先王之学、圣人之教，就是以“人伦为本”。何谓“人伦”？

伦，序也。人之大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朱熹把这“五伦”称之为教育的“定本”。他说：“圣人教人有定本，即教人“人伦”的知识。这人伦的知识主要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说，普天之下，人际关系千千万万，概括起来，只有五种，叫做五品人伦，简称“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能逃于五品人伦。每个人既为人父，又为人子；不为人夫，便为人妇；只要有人群，便有长幼；只要有交往，便有朋友；只要有社会，便有君臣。所以，“五伦”是千万人伦之大经。由此，朱熹规定“五伦”为教育的“定本”。而这个“定本”，不管是乡学还是国学，都应以此为教学目的。为此，他在《孟子集注》中写道：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庠、序、学、校的教育目的，都应以明“五伦”为根本。这是朱熹主张“返本”的第一层意思。

“返本”的第二层意思，朱熹认为，历来先王之学，都以明人伦为本：

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这表明人们一日不能离开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此五者之关系，也一日不能离开亲、义、别、序、信此五者之理。而在这“五伦”之中，又以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更为重要；在“五理”之间，又以亲、义、别三理更为关键。可是，历代儒生对“三纲”和“三理”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分歧：君、父、夫在三伦之中究竟各居于什么样的主导地位？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三种人际关系究竟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两种解释，

一种是韩非、董仲舒以及后世俗儒的解释，另一种是孔子、孟子以及后世正统儒生的解释。

《韩非子·忠孝》云：(www.daowen.com)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里，韩非的意思主要是责下，强调“下”要绝对地顺从“上”。至汉代，董仲舒又提出了一套阳尊阴卑的理论来解释“三纲”。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在，其终也，不得分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子不奉父之命，则有伯讨之罪，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妻不奉夫之命，则绝。这里，董仲舒根据阳尊阴卑、阳上阴下的原则，更进一步强调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依赖和服从，并以惩罚来保障这种“下”顺从“上”原则的实行。

韩非和董仲舒是把三纲看作强制性的尊卑等级关系。后世俗儒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对三纲进行解释，便逐渐造成君权、族权、夫权三重精神枷锁，禁锢人们的灵魂，扼杀人们的个性。

孔子和孟子对于“三纲”内涵的解释，与上述意思有所区别。一方面，孔孟认为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之间的上下尊卑等级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应该严格遵守的。如孔子就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用仁义思想来理解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孔子讲：当君不义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当父不义时，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而孟子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认为君有过则谏诤，反复不听则离去，君有大过，谏而不昕，则可以撤换，甚至当做独夫民贼来诛杀。在孔孟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以无过为原则。尽管他们各自的地位和职分不同，但是，他们在“无过”这个原则面前，关系是平等的。而“无过”的标志就是仁政，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质上，孔子和孟子是把上下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互为仁爱的道德关系，一种具有民本主义政治内容的伦理关系，而不是以服从为特征的专权关系。

朱熹以为，孔子和孟子对“三纲”的理解，才是儒家之“本”。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返回到这个“本”，使人们对“三纲”“五伦”有正确的理解，并付诸实行。为了进行这种“返本”教育，朱熹继承了孔孟思想来解释三纲，他一方面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各对人伦双方都各有定位，应各守本分，“父传子继，君令臣行，定位不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以仁爱之心作为道德保障的。这一思想反映在他的教育目的中，具体表现为：君为臣纲。

朱熹认为君臣之道，至大至要，是三纲中之大纲。他说：

君臣上下，两尽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朱熹认为，在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二者之间，为君之道是主导方面，是君臣这一大纲中的大本。而君要立其大本，又必须要行仁义之道，以恤民为要，因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这样，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君令臣行”，臣必须执行君的意图；另一方面，“以民为本”，君的意图又必须以亲民、恤民为本。由此，构成了君臣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为使君臣各行其道，各尽其职，朱熹认为要对他们施以“义”的教育，“义莫大于君臣”。因为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社会，有社会就有了国家，有国家就要有“君”与“臣”。因此，君臣关系是天然形成的，是极于人的性情之自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君臣之义，根于陛情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故谓之君，则必知抚其民；谓之民，则必知戴其君。”君、臣（民）关系是“抚民戴君”。这就是说，为君要仁，以仁德治天下；为臣要忠，尽忠刚是对君的爱戴。这就是“君臣有义”。

父为子纲：朱熹认为这是“三纲”的基础。在封建社会中，家庭既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构成国家最基本的细胞。因此，儒家把“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一个重要方面。父在家庭中具有最高的权力，是一家之长。所以，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移。”肯定父道的主宰地位。但朱熹又认为父子关系应是“父慈子孝”，才合乎天理自然。他说：

为子须孝，为父须慈。子孝父慈，各止其所。朱熹认为，“五伦”中君臣、夫妇、朋友、长幼四伦属人伦，唯有“父子”一伦属天伦。人之所以有此身，是受形于母，而资始于父。即使强暴之人，见其子则怜；即使襁褓之婴儿，见其父则笑。这就是父子之道，天性自然。因此，父慈子孝是合于天性理所当然的。为使人们自觉地行“父慈子孝”的父子之道，朱熹主张对人们普遍进行“亲”的教育。这种“亲”，就是一种天性之爱。他讲：

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兽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有何区别？父之慈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与教育，子之孝表现在子女对父母的奉养与敬重。生活中往往有子女忘却父母之恩，养而不敬，逆而不孝，甚至反目为仇者；也有父母失去对子女的慈爱，弃而不养，甚或杀妻灭子者。朱熹认为这都是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而不能发其本然之性。为了保持并发扬父慈子孝的本然天性，朱熹特别提出要从“父子相隐”和“父子相责”两个方面进行“亲”的教育。

关于“父子相隐”，朱熹说“父子相隐，乃是天理人情之至。”父亲做错了事，儿子为之包涵；儿子做错了事，父亲为之包涵。这是父子之爱心占上风，无暇顾及是非，是顺天理之自然。他在《论语集注》中引谢良佐的话说：

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耶？瞽叟杀人，舜窃负以逃，遵海滨而处，当是对，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朱熹在此强调的是天理人情，是父慈子孝的本然之性，而不是法制之理。他认为天伦之爱，胜过法制之理。但这种“父子相隐”是有一定限度的，朱熹认为超过这个限度，就要实行另一原则，即“父子相责”。在父母将陷于不义及至犯罪之时，子女必争于父母，以尽其孝；在子女将陷于不义而得罪之时，父母心戒于子女，以尽其慈。这就是“父子相责”，以示父慈子孝。不论是“父子相隐”，还是“父子相责”，都是为了发扬父慈子孝的天然本性，强化父子间的仁爱之心。这就是“父子有亲”。

夫为妻纲：关于夫妇一伦，朱熹说：

盖闻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

士民当知夫妇婚姻，人伦之首，媒妁聘问，礼律甚严。朱熹之所以将夫妇摆在人伦之首的地位，有两点理由：一是从人性本源来看，性爱是人生的三大本能之一，是夫妇之伦的人性基础。因此，夫妇之伦源于本然之性，源于天地之心。二是从社会生活实际来看，人有不可以告父兄的事，但没有不可以告妻子之事。可见“男女居室，岂非人之至亲至密者欤”？夫妇关系，既是至亲至密，又是妇以夫为其纲要、为其依赖，故此，朱熹强调要对人们进行“别”的教育。夫与妇，一为主，一为从；一为尊；一为卑；一为上，一为下。这就是“夫妇有别”。

这样，朱熹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民的五条目，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后又作为湖南岳麓书院的《书院教条》，以至成为后世学者的教学宗旨：教者，教此而已；学者，学此而已。

由于人气质不同而形成不同品性的人。在“明义返本”这个大的教育宗旨下，朱熹又针对不同人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培养目标。

如关于“中人”的培养。所谓“中人”是处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不稳定的人。朱熹主张通过教育，使“中人”去气质之偏，物欲之蔽，正心修身，而培养为“君子”。

关于“富人”的教育。朱熹说：“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富易骄淫，如果不教育，就会与禽兽差不多，为非作歹。因此，对于富人，只有教之明礼义，知义理，才能将其培育为“善人”。

关于“懒人”的教育。朱熹以为人的“放逸怠惰”，是由于无过之失。如果对其进行教育，“劳而劳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便能纠其放逸怠情之失，而使“事事自有个恰好处”，使懒人成为“贤人”。

朱熹“明义返本”的教育宗旨是为了培养有仁义之德，明五伦之理，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他的这一教育宗旨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根本教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