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与生产、分配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共同组成社会生产的过程。虽然，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但没有消费，也不可能有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消费过程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商品。在封建社会里，消费是封建主义性质的。这一性质具体反映在朱熹的消费观念中，便是主张俭、奢都要合乎“中”，即俭、奢要以“礼”为标准。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

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为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

这是说，奢侈则容易过于华丽，节俭就会不及而显得简朴。“过于”和“不及”都失掉“中”，“奢俭俱失中”。而失“中”，就是不合“礼”。反之，合“礼”就是奢不“过于”，俭不“不及”。可见，朱熹的消费标准是；“奢不违礼”，“俭不失中”。所谓“奢不违礼”，说明这种消费不是适合自然经济的要求，而是按照封建等级（礼）的规定进行消费。朱熹鉴于南宋贵族们的穷奢极欲，企图以等级的规定加以限止，即杜绝超过规定的消费也不过俭而不及。但他认为“质”相对于“文”来说，“质”是礼之“本”，而“奢之害大”，是反对尚奢的。《语类》记载，有人问朱熹说：“饥食渴饮，冬裘夏葛，为何说这是天职（合理）？”朱熹回答说：“因为这是天教我如此。饥便食，渴便饮，但如追求穷口腹之欲，则不合理。天何曾教我这样做呢？”饥则食、渴则饮是“天职”，即这种消费是合乎“礼”的，而“穷口腹之欲”则是“奢”，是不合“礼”的。为此，朱熹批评管仲因僭礼而引起的“奢”的消费行为。朱熹说：

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

朱熹认为孔子之所以说管仲器量小，是因为他僭礼而过于奢的原因。如设屏于门，本来是“邦君”设的，而作为大夫的管仲也设了。究其原因，管仲作了一些功业，便骄傲起来，遂至于犯礼与奢。因此，违“礼”与“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反对奢侈，必须要教人合乎“礼”，按照“礼”所规定的消费标准来享受。同样，过于贫，也是不合乎“礼”的。朱熹主张无论是“贫”还是“富”，都要合于“礼”的规定。

基于贫富合“礼”的消费观，在对待贫富问题上，朱熹主张以“道”和“仁”为标准。

在消费观念上，朱熹主张贫富、奢俭都要““礼”为标准，这表明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渗透着浓烈的道德伦理观念。他在《论语集注》中有这样的一些话：

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

圣人之心，浑然天理。……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在《朱子语类》中也说：盖财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专其利，则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

这三段话的意思是说，尽管富贵是人们所欲求的，贫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但君子对于财富和贫贱所持的标准，是“道”和“仁”。所谓“道”，就是道义或道德，因此，则应视富贵轻如浮云，无动于衷，即使富贵也不处，因为这是不应得而得之的。相反，如果于义当贫贱，则应安贫乐贱，于贫贱不去。就“仁”来说，这是君子的重要品德。所以，朱熹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是因为君子具有“仁”的品德。如贪富贵而厌贫贱，就是远离“仁”，就是非君子了。君子在富贵与贫贱之间，要舍、要取，一定要合乎“仁”这个标准。可见，“道”和“仁”都是指伦理纲常，其实质就是“礼”。

在对待个人生活消费问题上，朱熹主张“安贫”。

朱熹在注释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时说：颜回虽贫困到如此，却仍然处之泰然，依然很乐观。所以孔子称赞他说：“贤哉！回也。”处贫泰然，才不会知不足，以不足为足，就会“乐不足”，或“无不足”。朱熹说：

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至富至贵，只管把来弄后乐见得这道理后自然乐，故曰：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朱熹这段话涉及了对颜回“乐”什么的探讨。如有人认为颜回以道为乐，也有人认为颜回以知天命为乐。朱熹则认为，颜回之乐，是因为：(www.daowen.com)

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此与贫窭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乐。朱熹的意思是在赞美颜回以天理为乐，就是不计较贫富贵贱，就是“安贫”。

在对待财富和道德问题上，朱熹主张以德为第一，以财为第二。孟子认为为政要以“仁义”为先，而不能谈财利。《孟子·粱惠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孟子求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对我国有什么利（好处）呢？”孟子回答说：

“君王，您为什么要言利呢？应当谈仁义。如果君王只知讲利吾国，大夫只知讲利吾家，士庶之人只知讲利吾身，上下交征利的话，那么，国必危矣。”由于孟子反对财利，尽至反对“辟草莱，任土地”等生产活动，而鼓吹“仁义”，被当时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即“迂腐”之意）。

朱熹对于孟子这个思想的态度是，一方面维护，另一方面也加以损益。他根据南宋时的时势，以为完全否定“利”是不行的，他说：

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固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这是对孟子只知“仁义”（道德），不懂“功利”（财富）思想的批评。朱熹认为孟子以“仁义”治天下的思想，是欺世眩俗的迂阔无用之谈，事实上，会受到祸害。尽管朱熹也说过“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之类的话，但他并不完全反对“利”（财），只不过要以“义”（德）为先，以“义”制“利”，即以“德”制“财”。

在德的前提下，如何去获利呢？朱熹说：

设言富若可求，同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富其君者，夺民之财耳，而夫子犹恶之。况为土地之教而杀人，使其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客之也。

其中第一段话，朱熹是讲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的话，即使去作践役而求得它，也在所不辞。然而，财富的获得是命定的，不是去追求而能得到的。朱熹这里所说的命定，就是要人们安于“义理”，即安于“义”，也就是要人们讲“礼”，循“礼”而作，循“礼”而行。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贫富合“礼”。

其中第二段话是“君富”与义理的关系。朱熹认为如果夺民之财而“富其君”，犹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是不符合“义”的原则，也就是不符合“礼”的原则。因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结果，是官逼民反，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危机。

因此，在财富和道德关系问题上，朱熹以为，不论是君子、国君，还是庶民、百姓，都应以“德”为第一位，以“利”为第二位。这才符合于“礼”，才是正确的。

由上可见，朱熹的消费观念是与他的封建伦理规范紧密相连的。以“道”和“仁”为标准，评判“贫”、“富”的取舍、当与不当。而“道”和“仁”就是封建伦理规范的核心。以“安贫”作为个人生活消费的准则，其实质是以寻求“天理之乐”为标准。“天理”就是“礼”的最高体现，是封建道德规范的集中反映。而以“德”为第一重要，以“财”为第二重要的德财观念，更是赤裸裸地将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消费的标尺。总之，朱熹的消费思想是以“礼”来约束消费，将消费限制在不违礼的范围之内，使其经济思想被道德伦理观念所束缚。

但朱熹“开源节流”的财政思想和“以农为本”的农耕思想，标示着他对赋税、货币、土地、生产等经济问题的极端重视。尤其是他的货币思想和井田学说，更不乏具有经济价值的闪光。朱熹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他的经济思想和学说，却鲜为人知，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