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商业繁荣，商品交换频繁，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广泛流行。不仅有铜币、钱币，而且还有纸币。纸币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交换的主要手段。它既方便了交换活动，也促进了交换的发展。为了增加南宋王朝的货币数额，朱熹从货币的流通、价值、储蓄等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构成了他的货币学说。其主要内容有：

①流通交易。

对货币职能的认识，封建社会的思想家首先看到的是其流通手段的作用。在统一的货币出现之前，流通手段的职能便受到限制。这样，既不利于加速商品流转，又不能促使货币数额增加。为促进货币的流通职能，朱熹说：

两淮铁钱交子，试就今不行处作个措置，不若禁行会子不许过江，只专令用交子。如淮人要过江买卖，江南须自有人停榻交子，便能换钱，又不若朝廷捐数万嚣钱在江南收买交子，却发过淮南，自可流通。这里的意思是，南宋货币有区域性之别，如两淮的“交产”，东南的“会子”，四川的“川引”，湖北的“会子”等，它们只在特定的地区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在其他地区就不能流通，不仅纸币是这样，铜铁钱也如此。如淮西的铁钱交子不得用于江南，必须在江南官司茕坊，兑换铜钱交子，方可使用。这种地区性的货币流通，无疑妨碍和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广泛开展。特别是两淮与江南的经济联系，十分频繁。因此，朱熹认为政府要设置兑换的场所，规定一定的兑换率。如政府在江南设兑换两淮“交子”的机构，淮人过江买卖就很方便。从而加强了两淮和江南的经济联系，而政府所收的“交子”也可发回两淮，自可以流通了。

②权物轻重。

货币的轻重，是货币的价值与货币本身的数量相联系的。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寡是可以依商品流通的需要而自行调节的。但由于封建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多，而造成了弊端。“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这种由于货币数量过多而引起货币贬值的情况，朱熹是看到了的。

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多，而商品数量不变，则币值下跌而物价上升，即物“重”币“轻”；反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减少，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则币值上升而物价下跌。朱熹认为，要解决会子币轻物重之弊，必须从头改革。由此，他提出了“权物轻重’说。他的学生吴必大，对此在《语类》中是这样记载的：(www.daowen.com)

必大因言铁钱之轻，亦缘积年铸得多了，又只用之淮上十余郡，所以至此益贱。先生（朱熹）遂言占者只是荒岁力铸钱，《周礼》所谓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养饥民，又可以极物之重轻。盖古人钱阙方铸将来添。今准上亦可且往铸数岁，候少时却铸。

朱熹把货币价值的轻重与货币的数量联系起来，以为解决货币权物的轻重在于货币的数量，货币数量少，权物就重，否则就轻。这显然缺乏科学性。因为当货币加入流通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已经规定好了的，所以，货币充作价值的尺度并规定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商品的价格由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寡决定的。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先有商品价值，然后才有其货币表现。朱熹以货币数量的多寡来权物轻重，不仅颠倒了这种关系，而且似乎否定了货币自身的价值。

③禁锢外流。

宋高宗时，铜币外流现象十分严重。高宗屡次下诏禁止钱币外流。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遗舟四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莫能谁何？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因此，规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市舶司官员检查，不许载铜钱外流。而事实上，朝廷的这些禁令并未生效。铜币外流现象仍很严重。对此，朱熹揭露了禁令无效的原因。他说：

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朝廷虽设官禁，那曾检点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为利。又其一则淮上透漏，监官点阅税物，但得多纳几钱，他不复问，铜钱过彼（指金朝）极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绢一匹。若更不禁，哪个不要带去。由于贪官污吏从中作弊收利，致使铜钱大量流向海外，也流向金朝，造成了宋朝严重钱荒。所以，为了增加宋朝货币金额，朱熹主张禁锢铜币外流，这是很有意义的。

朱熹的财政思想是很丰富的，其内容涉及财政支出、货币收入、赈灾、差役和赋税等。当然，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南宋王朝的统治，但他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他为富国强兵而提出的合理建议和改革措施，又无不具有历史价值。